第34部分(第1/4 页)

，伪君子。

三堂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迭兴文字狱，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数文人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为他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还想“得”到更大名声的行径，为这个“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但《论语》里这句“戒之在得”的古训，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惕励意味，值得深思的。

从屈原到王国维（1）

对中国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因此，中国作家通常不大采取这两位大师的极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　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

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　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认为，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订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汩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不就是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