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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　，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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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这位以司马迁自许，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　（《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份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