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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李治当真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就不是随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纵，可以不当一回事地马虎过去。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册封，就不能不考虑这个女人的来路不正，妾身不明，就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礼教规范。舆论导向怎么办啊？宣传提纲怎么写啊？着实使当朝待诏的御用文人们，伤透了脑筋。

我一直相信册立武后的这份诏书，为上官仪手笔。因为，在高宗的心目中，要解决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棘手难题，非上官莫属。第一，他的官位摆在那里；第二，他的文名摆在那里；第三，或许不无重要的一点，他的人品摆在那里。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全唐诗》称其长于五言，“绮错婉媚”，承袭梁陈余绪，沿续江左风格，形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人多效之。他的诗，形式上的华丽浮艳，是足够的，内容上的沉重切实，就欠缺了。作为御用文学，讲究的就是这一套，只要好看，不怕浮浅，只要好听，不怕肉麻，只要主子满意，哪怕狂拍马屁。做到这三点，他也就算得上是克尽厥职了。

因此，太宗、高宗两朝，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成就最大，声望最隆。“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全唐诗》）

在朝廷里，在宫阙中，在帝王左右，才叫御用文人。同为御用，也是流品不一，爵禄不同，高下区别，亲疏差异的。这其中：一等的，出理论，出思想，称为国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称为谋士；三等的，出笔杆，出文章，称为学士。上官仪介乎二等三等之间，与李白、王维纯粹哄皇上开心，完全为帮闲的文人，稍有不同，层次稍高一畴。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这些乱拍马屁，乱捧臭脚，乱表忠心，乱唱赞歌，乱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者，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文人，自觉排队，自动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献媚，冀求挤进御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简单，凡在朝，有官可当，有车可坐，有赏可得，有福可享，什么都有；凡在野，无职无权，无车无房，无钱无势，无门无路，什么都无。所以，逼得他们不得不拼命巴结，拼命表现，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员，拼命贴紧官方，心痒难禁，做青云直上之梦，眼红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张大红请柬，恭请阁下进宫。金殿赐坐，引为上宾，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榜留名，宠幸有加，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从此，引导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坛，领袖群伦；从此，荧屏露脸，媒体曝光，记者包围，网络追踪；从此，大众情人，风流倜傥，美女如云，追捧对象；从此，官方色彩，身价腾贵，帝王知己，无比荣光。

这就是可爱又可恨，可怜又可嫌的中国文人，埋藏在心底里一个永远的梦！

民国初年，在北京的胡适之先生，就有过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梦境实现。一天，他当真接到爱新觉罗·溥仪的一通电话，

“你是胡博士吗？”

“Yes！”

“你知道我是谁吗？”

“I　don’t　know！”

等到终于弄清楚电话对面是逊帝时，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奋之情。

武则天与“北门学士”（3）

无论如何，他曾是满清王朝拖过辫子的臣民呀！虽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约他进紫禁城一晤，岂有敬谢不敏之说。他不但去了，事后还相当张扬了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终究不是北新桥的骆驼祥子，或者三河县的老妈子约他会面。

从鲁迅先生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好像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好像还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他笑而不答。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显然这次逊帝的召见，有点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国文人的御用情结，得到了大满足。尽管胡适先生如今已被追捧为当代圣人了，与日月同光，与星辰同辉，差点要在孔庙里配享了。那时，他也难能免俗。可以想象，当他从东华门里走出来时，那种侥幸得之的意外宠遇，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脸贾桂相的。要不然，他后来也不会跟蒋介石走得那么近的。

中国文人，努力削尖脑袋盼着被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