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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

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

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

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

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

25日，坎

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

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

教育学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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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

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

10月之后恢

复上班，过去

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

洁工

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

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

“外来民

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

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

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

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

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

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

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

“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

”。

既然“鸡毛蒜皮

”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

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

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

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

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

NGO

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

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

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

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

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

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

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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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题到议题

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

国的农业税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