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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曾经的愤怒、挣扎而不再暗黑一片。

二．光绪的悲剧对后人的启示

启示一，无权不能变法，权力是变法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任何变革都将阻力重重，难以达到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夫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光绪在连自己的地位都不稳固，事事时时受制于慈禧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大刀阔斧的变法，其推行的艰难是肯定的，其难以成功也是肯定的。

但是此时却是变法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时机了，因为皇权的威严还在，而变法，特别是由专制变立宪，必须依赖于皇权的威严神圣，才能让臣民尊服宪法，和平过渡，没有了这种威严的镇服，宪法就失去了神圣性，往往流于形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梁启超说：

“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这种尊严，自能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依此镇服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

慈禧将这个最后的时机无情的抛弃了，她通过政变收回了给光绪的权力，维新变法于是嘎然而止，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启示二，政治谋略的问题。

在今天，我们可以尽情的骂慈禧，诅咒这个狠毒的女人，鄙视这个顽固贪权的女人，但是在当时，在慈禧实际执掌大权的年代，别说诅咒谩骂，就是对她的任何鄙视轻忽都将引起严重的后果，这是权力场中铁定的规则。

光绪如果变法成功，流芳百世的是光绪，和慈禧有什么相干，她为何要必须全力支持配合光绪？这是基于一般的推测，慈禧不是甘当配角的人，不是将光绪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人，这个光绪想来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却欲将这个不甘人下的慈禧置于变法的外围，对此慈禧的心中肯定不会舒服。

即便是慈禧后来在不得已下推行清末新政，走百日维新的路子重新进行变法，甚至比光绪走得更远，变得更多，但变法图强的光环永远戴在光绪的头上，而守旧顽固是慈禧的帽子，慈禧永远也无法摘掉的一顶帽子。慈禧对此常常引以为恨。如果在戊戌变法之初，就将慈禧抬上变法这条船，捧她为变法的总指挥，那么，慈禧反对戊戌政变就失去了必要。

维新派人王照认为应将变法之名归于慈禧，以减少变法的阻力，这个想法是有见地的，他说：“戊戌之法，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曲而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德宗遗事》）

王照说戊戌政变纯为家务之争，这个我不敢赞成，但他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我却是举双手赞成的，以慈禧的那个文化程度，她也的确无法有政见，说她留恋祖宗之法，因此反对变法，那是太抬举她了。

启示三，欲速则不达。

戊戌年间，光绪2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此时慈禧已经63岁了，时间完全在光绪这一边，此时的光绪不需要有什么作为，只须耐心的等待就是，时间会帮光绪除掉慈禧这个老太婆的，现在看来，他只需要等待十年，虽然这十年不好熬，但总被幽禁起来渡过十年要好得多。

第十七章　永远的历史（3）

在这等待的十年中，光绪可以小打小闹，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变革，以积累经验，可以先搜罗人才，为将来的大举变法做准备，可以认真详细的研究中国的国情、民情，为变法找到最易见成效的攻破口，这些都比慈禧尚在世就强行大规模的变法要好。

启示四，不流血的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谭嗣同说得对，“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不流阻扰变法者的血，就需流变法者的血。变法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不是一场可以相互妥协的谈判，更不是一场相互谦让的礼乐仪式，所以在变法之初，就必须有流血的思想准备。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保守的孝明天皇在位，他是支持幕府政权的，只愿意攘夷，而不愿意维新。但在储君睦仁16岁，倒幕运动兴起之际，保守的孝明天皇突然离奇的去世，使得幕府政权大受打击，最后终于垮台，从而为之后的明治维新开辟了道路。可是在中国情况却相反，保守的慈禧活得好好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却因“健康原因”不能亲政，最后竟然离奇死亡，这真是血的教训呀。

四． 清朝灭亡对后世的启示

清末立宪终于没能成功，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