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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说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他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李怀宇 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永玉 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怀宇 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永玉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泽东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你想我这么讲，像郭兰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流眼泪，你相信那眼泪是真的？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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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8）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一切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得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能令别人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早已把快乐的根源剖析得很畅明了。有人问：悲剧呢？史诗呢？我说，悲剧令人掉泪，史诗令人肃穆，而作者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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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1）

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见沈昌文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几位朋友在三联书店后面的一个饭馆餐叙，话题上半场的热点是“超女”，下半场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后辈对沈昌文的尊称。提起沈公，他的阁楼，他的旧单车，他的红烧肉，他脖子上挂的U盘，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种种传说如数家珍，大家强烈要求我当面一一求证。

和沈公见面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乍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也不好问是不是U盘。先问旧单车，他说：“我最近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