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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讲得很有意义。如果画革命历史画，那意义可能很多，但一般的，其实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感受、修养的积累画出来。人死了以后，别人可能把你的画讲得非常有意义，每一个人说得都比你原先设想的“有道理”得多，而且各不相同。我出过一本摄影集，在里面说，比方我家里有一张破椅子，我不想要了，我就请拍卖行帮我卖掉，我去参加那个拍卖会，看见拍卖的人把我这张椅子吹得好得不得了，好到最后我自己把它买回来了。我本来没那么好，你一讲我有那么好，由不得我就自己爱上自己了（大笑）。没有这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冷静、从容，有一点幽默感，嘲笑嘲笑自己。

李怀宇 我觉得你的画难得的一点是，每一张都不墨守成规，有自己的想法，有新意。

黄永玉 中国传统绘画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如果在国外，你要是仿凡·高，画一辈子，那你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说我仿谁，还公开地写在画上。每个地方传统文化不一样，风格不同。至于创新，我是不同意的，什么叫做创新？一个人能有多少新可创？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风格。一个人的创作道路里面有一些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我们叫做“变法”。变法也要依据原来的基础，不能完全脱离。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阵子大家学怀斯画画，有一个人有一本怀斯的画册，别人没有，他就照着怀斯的画来画，人家说他创新，大家都有这本书了，喔，原来是照着怀斯画的，就没有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这个概念，我只承认好坏。这个人画得好，那个人画得不好。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它们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到自己四岁时，已有二十万字。

李怀宇 你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得怎么样了？

黄永玉 还在写，不写就死掉了，来不及了，再说不写也可惜了，我觉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赶快写。写文章就简单了，不像画画，要带很多东西，一支钢笔和一些稿纸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市场上已经有整本的在卖了，可是我还没有发表哪，已经有盗版了。不过，盗版不盗版也没有关系（笑）。另外还有一本，我女儿建议我赶快写，那本在香港《明报》登过，叫做《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国内的人会喜欢看，但国外的人就不喜欢，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这几十年国内的情况。

李怀宇 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很多年前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

黄永玉 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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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7）

李怀宇 我听董桥先生开玩笑说过，你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

黄永玉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享晚年，这些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李怀宇 我觉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那么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永玉 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