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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帷幔，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就像灵车一样非常不祥。梦中的陆机在帷幔间穿行，试图走出包围，可是那不祥的黑色似乎没有尽头。

陆机被噩梦惊醒，天明时分，牵秀带兵包围了他的营帐。陆机是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解下战甲头盔，换上宽松的布袍，头上戴起丝帛制成的白色便帽，这身打扮是晋朝人出席丧礼时的常见装束，陆机知道必死，算是预先替自己吊唁。

陆机出营与牵秀相见，神色平静自若，他对牵秀说：“吴国倾覆之后，我兄弟蒙受国家隆恩，效力于朝廷。成都王委以此项重任时，我曾多次推辞未果，最终导致今天之难。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陆机请牵秀稍等片刻，他有一些遗言要留给成都王。左右拿来纸笔，这是此生最后一篇文章了，陆机心底的悲凄难以抑制，史书上说这封信“词甚凄恻”。

写完信，陆机掷笔叹息，追思千里之外的家乡，然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三岁。他的遗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人提醒自己仕途凶险、知足不辱的警句。

陆机看似因为战败而死，实际上死亡的陷阱早在身边埋下，这次战败仅仅是将陷阱的盖子掀开，使他落并而已。陆机走上绝路有一个漫长的积寒成冰的过程，最早的杀机也许在他十五年前来洛阳，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潜伏了下来。

陆机是陆逊的孙儿、陆抗的第四个儿子。孙吴亡国时陆抗已经病死，陆机与四个兄弟分领父亲的营兵驻守荆州，在亡国之役中，陆机的两个哥哥陆晏与陆景死于战场，因此晋国司马家与陆机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那年陆机刚刚二十岁，此后十年他一直与弟弟陆云隐居于吴郡故乡，著书立言，声名鹊起于江南。

倘若陆机一直这么隐居下去，人生将毫无污点，他大可像后世的陶潜一样悠然自在，闲来读书赏花，月下弄琴清啸，华亭观鹤听鹤唳九天，留于后世的也将全是美誉，而不会有那么多非议。

但是陆机蛰伏了十年之后还是重新出仕，求宦于昔日的仇敌司马氏，他人生的悲剧也从这里开始奏响。这一选择令人惋惜，近人朱东润教授就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唳，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

以隐士终老只是后人预知陆机结局之后作出的假设，而在当时让陆机坚持做隐士，是不愿，也是不能。

说不愿，是因为陆机并非甘于寂寂而没之人，所谓“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古时文人读书与武夫打仗，都以功名利禄为目的，手段不同殊路同归而已，陆机少年成名，被誉为王佐之才，当时又年近而立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怎会甘心埋没于偏远海隅？

说不能，则有两方面压力。一方面压力来自洛阳，平定孙吴之后，吴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昔日的孙吴臣子也大多隐居不出，不与新朝合作。武帝认为这是一个隐患，于是听从了淮南相刘颂的建议，着意招揽吴人，“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太康九年（公元289年），武帝再次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表现出一种求才若渴的姿态。陆机、陆云作为江南士人翘楚，自然在征召之列。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家族。吴郡陆氏是江东四大家之一，声势显赫人物鼎盛，其中有陆逊、陆抗二人更是孙吴政权的柱石，江南曾流传谚语说“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孙皓末年，有一天孙皓心血来潮，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因此赞叹说：“盛哉！”

如此盛况已是明日黄花，没过几年，吴郡陆氏就随着孙吴的垮台跌到了谷底，但是陆氏子孙并没有忘记这曾经的辉煌，先人的显赫功业成为他们追思寄怀与激励自己的最好素材，其中陆机、陆云二人用力最深。《晋书·陆机传》中全文记载了《辩亡论》上篇，陆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论（孙）权所以得，（孙）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此外陆机还写了一系列赞颂父祖功绩的文章，流传下来的有《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等，这方面陆云也不遑多让，他也流下了《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于世。

因此可以想象，陆机、陆云兄弟一直被族人、世人赋予重振家声，甚至重振江南士气的厚望，而两人也自觉的承担起这沉重的期望。二陆一生汲汲进取，甚至有时候显得冒进愚蠢不择手段，其根源就在于他们肩负的担子实在太过沉重，而命运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