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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述指导战局、机动军队的艺术。其形象好比是一个个箭头，代表着一支支大规模部队在广阔的地域上的运动。在战略这一级之上，则是大战略，其涵义即使不是全球性的，也是比战略的涵义广得多，这就是说，为实现国家的目的，不仅要使用军事手段，而且要使用经济的、外交的和政治的手段。相比之下，战术则根据敌情而机动，是协调陆、海或空军部队火力的艺术，因此需要详细勘察当地地理状况和详细规定各个小部队应如何部署等。

显然，无论是大战略、战略，还是战役、战术、都与地理因素有关，全球战略必须要有详实的地理情报，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地缘政治，因此，对地理分析如有出入，就可能导致整个战略决策上的差错。如果要动用武力谋求地缘政治目的，那么，有利的战略态势显然要建立在战术上可行这一基础上。火力配系与通讯网设置的技术或机动性为各种战区遂行进攻或防御创造了有利条件。攻、防双方之间的均势，随着武器、机动力和通讯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可以说随着地形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攻、防两方的优势之间的均势发生变化，可能使整个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大战略和全球目标格局方面的变化。显然，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决策间是密切联系的。然而，不同地理规模有截然不同的问题，而相邻的不同级别之间的军事行动又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指导战局的战略受大战略决策所支配，而它则又左右着战役战术。全球范围内能作些什么，要受制于具体战区内能达成什么；而战区内能实现什么，又要决定于战术执行顺利与否。据此看来，我们关于军事地理学的讨论完全从局部的战役战术开始，以此为基础，再向有关的更大的范围拓展，这样做是恰当的，为弄清楚战术与地形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就必须研讨一下情报、后勤和各种战术。因此，本书的重点是，论述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常规战争中战术和地形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探讨战略决策和大规模战争的组织指挥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各种类型的战略问题，以及战争当中（而不是战斗当中）的情报需求和后勤保障问题。我们称涉及这样大地理规模的战略为战局战略。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也正是这种规模内的海战、空战和核战问题。

讨论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势必要涉及地缘政治学和大战略问题。为谋求全球目标，可供挑选的抉择和所能采取的行动往往受到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的限度所制约。因比，这又回过头来跟我们考虑全球规模后勤保障和武器系统谋略联系在一起了。要讨论全球后勤保障和武器系统问题，我们就必定要较为广泛地讨论游击战和城市作战这两种越来越重要的非正规作战样式问题。本书最后一章将回顾历史，意在弄清世界上潜在的战争爆发点和冲突地区，还要对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定的因素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一论述。

我们在着手研讨军事地理学前，务须首先以最广泛的历史背景作为探讨这一整个问题的基础，不仅考虑武器和军事组织的沿革，而且要考虑地理对于政治经济体系和势力范围的关系。

军事技术与强国的地理

人类文明虽然建立在和平协作之上，但也为政治暴力带来诱惑。苏美尔诸城邦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出现剩余品，于是带来了集权统治。随后不久，人们又将精力花在战争，花在制作金属头盔、矛和盾上，以准备城邦间互相厮杀和与外部野蛮入侵部落作战。到了公元前3000年，城邦间的战争已屡见不鲜，各城邦效仿闪米特游牧部落，建起了半宗教性质的“王国”，不断侵犯那些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基本安定平静的教区。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确实有助于改进局部防御，抵抗外来的凶猛进犯，有助于构筑巨大的城墙，但城邦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消耗于这方面。“强权能吞并弱小权力中心，同样也能刺激敌对权力中心增强自身”（迈克尼尔，1963），闪米特游牧部落阿卡德人以其军事化的游牧生活方式同化了苏美尔人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到了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用军队来组织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灌溉技术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公元前1700年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国王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将散居在王国内各保有地上的成千上万军人的姓名、地址和任务等登记造册，从而解决了既要维持一支来自广阔农业基础的人数庞大的职业军队，又能对这支军队实施中央集权控制的困难。

相比之下，埃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首先产物则由于大沙漠的阻隔而幸免于野蛮的入侵。尼罗河是埃及的一条大动脉，河水缓缓北去，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