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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谎言来瓦解内心的极端恐惧，牵扯其中的人们而为了忠诚而说谎，或许是为了保护一个朋友，或许是为了呵护一段自以为是的正义。有的证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却看起来像是在说谎一样，因为他们想要尽可能得三缄其口。

布洛克写办理妓女谋杀案的《八百万种死法》，而侦探小说中的谎话一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于是这时候，每个侦探都是戳穿谎言的高手，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坐在院子里织织毛衣，就能够拆开一个谎言，人被逼迫到极端的境遇，说出来的谎话都极其具有代表性。而露出的马脚并非是因为谎言不够完美，不在场证据不够充分，只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已成定局，没有人能够越过自己的人性来说谎。

在阿加莎的谋杀案中，人们总是接二连三地死去，弥补，永远是不够的，那只被撕开的洞，望不到底。

维多利亚老小姐，或者谎言女王（1）

文/爱扣

我们都做过一道这样的智力题：一个岔路口分别通向诚实国和说谎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诚实国的，一个是说谎国的，诚实国的人永远真话，说谎国的人永远说谎话，现在你要去说谎国，但是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需要问两个人，请问应该怎么问？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不管是衣着整洁过人的大侦探波洛，还是那个住在乡下，一年到头针线活儿不离手的马普尔小姐，他们所擅长的与日系侦探不同，不是从现场的蛛丝马迹里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汉派侦探小说里面的赤手相见，而是慢悠悠地询问，聊天，从言语间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马普尔小姐在《怪屋》里面说的那样，要知道凶手是谁的话，就要多与每个人说话，因为凶手总是有倾诉欲的，他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个说话说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凶手，而在他的那些急于分享的谎言中，一定存在着破绽，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绽，真想便会呈现。

比起波洛来，马普尔小姐更加作为那些硬汉侦探小说中侦探形象的反面而存在着，她就是一个直接从维多利亚时代中走出来的老小姐，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社交圈就是些邻里坊间的人家，终生未嫁，脖子里裹条温暖的羊毛围巾，搭个小篮子，把毛线活儿在膝盖上摆开了，就开始观察周围那个充满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马普尔小姐在《平静小镇的罪恶》里说，人们或许穿得不一样了，声音与以前不同了，但是人们还是与他们以前一样，尽管用词有些变化，话题却是永远不变的。

于是阿加莎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血腥敢的描写，谋杀往往在平静闭塞的小镇，舒适温暖的火车，或者乡绅的藏书室这样静谧的地方发生着，随后也不会有惊心动魄的逃亡，一切的罪恶只是伴随着细枝末节的谎言，渐渐地浮现出来，人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就是自己的性格，谎言在人性面前，便显得千疮百孔起来。波洛先生在侦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说：“我对所有案子最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就是性格。”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日后的众多技巧派作家们都热爱阿加莎？克里斯蒂，因为她所描摹的并非激发人肾上腺素的谋杀场面，而是每个人的性格，说话语气，行为举止，口头禅，习惯动作，都是独一无二的。比较喜欢王安忆说过的一段话：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由一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她就像编制毛线活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谎言最为经典，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火车头等车厢里面的集体说谎事件，某天12个人为了杀死一个十恶不赦的谋杀犯而集中在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火车头等车厢里。一切皆因很多年前，这个谋杀犯绑架并且杀死了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儿，导致了整整一家人的惨剧，却逍遥法外，于是若干年后，阿姆斯特朗家的未亡后代，亲密朋友，律师，保姆，家庭教师等聚集在一起，决定私刑了断凶手，结果每人都在黑暗中扎了凶手一刀，然后互相用谎言来掩盖，制造出所有的不在场证明。所有的证词以及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个设计就好像是一个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对破案增添了一份困难，这个案子就好像是一个幻想曲，完全变得没有合理性。

维多利亚老小姐，或者谎言女王（2）

碰巧在这辆列车上的波洛先生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拆穿那些最细微的谎言，便能慢慢地顺藤摸瓜，探寻到所有的真相。比如说他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