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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个真诚的梦加到一起就是谎言。谎言是这浮世的象征。美国梦是这浮世的象征。你可以在美国的小酒吧里看到这浮世的残渣：那些由无产阶级堕落成的酗酒者，手枪和妓女，充满了卡佛和布考斯基所留出的大片大片的沉默，时间和头脑的空白。他们不是海明威，因为并不坚决也并不迷惘，赖以坚决和迷惘的东西已经失去。也许在酒吧里，也有一个布鲁斯歌手歌唱，噢，有人说她多么爱老汤姆维茨沧桑的声音，“time，time，time”但她不知道什么是沧桑，那是砸在他脑门上的酒瓶，酒吧里的斗殴，是日复一日的酗酒、吸烟和自娱自乐。那样的声音并不计较是不是有另一个人在听。然而他们并不悲观，只是绝望如一块死硬的锈铁。那种绝望仍然有它的气度，仍然在发出声音，正是因为绝望他们显得如此彻底和纯粹，拒绝相信一切有关希望和梦想的谎言。他们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着真实。

然而我忘不掉福克纳在《两个士兵》中所写的那个身无分文坐上了列车急于参军去太平洋上痛击日本人的孩子，以及克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所说的，“美国不管工业有多发达，仍然是个充满奇异与魔术的国度。”然而六十年代的克鲁亚克亲手拿着猎枪把前来拜访他的嬉皮士们一一赶出了房门。他在想什么？或许那些花孩子们的梦想过于廉价了，或许他厌恶那些嘈杂的梦想、过于年轻的梦想、急躁地集合并且混杂在一起的梦想，他清楚地分辨出了其中的谎言，然而他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谎言之中，和其他作家码放在一起。

他的中文版图书腰封上写着“颠覆平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四十七岁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并且死于饮酒过量。《在路上》最畅销的时候他写信给尼尔卡萨迪说“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他在想什么？看到日渐肥胖和衰老的克鲁亚克支持越战，就仿佛听到鲍勃迪伦晚期的那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流行小调。他们似乎意识到在这个梦想过剩的世界上，说出任何话都是谎言，我们已然身处荒漠。

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结尾是这样的：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上路，我们写作，我们素食并且拒绝皮草，我们慎独并且保持高贵的阅读趣味，我们了解新世纪运动，学习佛教，练习瑜伽，我们自律、锻炼并且保护身体，收集数千张摇滚唱片，坚持爱情或者坚持一夜情，我们支持同性恋或者加入最保守最死硬的天主教会，我们戒烟或者整日吸食大麻，我们已经越过了十八岁，被放到了大路上，兴奋并且惶惶不安，接受或者拒绝接受这不可拒绝的世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人变成了父亲，用他们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他们所见的真相；孩子们不断长大，一代又一代，不顾一切地打开幻觉的大门。我们沐浴阳光，我们身处墓室；我们置身于花园，我们来到了荒漠。在一片嘈杂中没有人是完整的、轻盈的，没有人是无辜的，我少年时的朋友面目都渐渐地难以辨认。我们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是一分钟，还是三十年？

这句话，《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被刻在菲茨杰拉德的墓碑上：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这个世界活在各种各样的恐惧之中，每个人都不得不旁观他人的痛苦。

粉碎天使城（1）

文/周嘉宁

在《迷失天使城》的开头，就是莱纳德？科恩唱的《Land　of　Plenty》，在约旦长大的美国女孩拉娜来到洛杉矶找她的舅舅，暮色沉沉里整座天使城被笼罩在雾气里，拉娜住在收容所的房间里，狭小的窗户对着灰蒙蒙的高楼，霓虹灯刚刚亮起来，城市显得脏而破败，流浪汉在马路边上搭小帐篷，傍晚的时候就排队在收容所领取食物，一点面包和一点汤。各路巴士就在起着灰尘的马路上来穿梭，不知道与拉娜心目中的天使城洛杉矶有多大的差距。这电影本来应该译成《丰饶之地》，大概会更有些赤裸裸的残酷感，不知道维姆？文德斯的影迷为什么要给它译一个如此脉脉的名字。

科恩在歌里唱着：May　the　lights　in　the　land　of　plenty　shine　on　the　true　some　day。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