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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走廊里的公用电话一直是占线。那以后如果重读一遍《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许会突然为死在游泳池里的盖茨比而感到悲哀，这种悲哀是少年时代所无从体会的，无从体会那种那幢豪华的大别墅里，所有的灯都亮起来，却看不到一个人的悲哀，那种晶莹剔透，却又充满幻灭感的悲哀。

维姆？文德斯的美国梦破碎了，他要沿着公路走到世界尽头去。菲茨杰拉德的美国梦破碎了，他的一生从飞黄腾达到苍凉死去，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女孩在15分钟里成名，又在15分钟里心碎，保罗？奥斯特说美国梦是黑暗的。

这个梦，不是迪斯尼乐园，不是几乎成灾的麦当劳，这个梦关于财富，快乐和很多很多的自由，这个梦，其实与我们没有关系，却被我们默默关照了那么多年。

他们似乎意识到在这个梦想过剩的世界上，说出任何话都是谎言，我们已然身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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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抗拒的世界

文/AT

有的小说是以父亲的忠告开头的，有的小说则以父亲的忠告结尾。父亲开口说出的都是真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经验决定着一切，就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在这个男权世界，总是父亲的话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并不需要涂抹这世界的色彩，只像是锤子不容置疑地把一幅巨画一锤锤钉在墙上——以他的疲惫和精力，以他的庞大和权力，以卡夫卡小说里永远穿着制服的形象。这样的小说，后者是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主人公见义勇为未遂且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行走于黑暗中，在小说结尾处回想起父亲在阳光中微笑着说你已经十八岁了，该去体验外面的世界了，这微笑何时想来都令我毛骨悚然，仿佛墓室里的闪光，是如此黑暗和非人的启示。前者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其实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印象很浅，他写属于大乐队的二十年代，给我的印象甚至抵不过多克特罗在数十年后，写更早先的《拉格泰姆时代》。菲茨杰拉德的风格总是飘忽、柔和、层层叠叠，像一只淡色蝴蝶。只有他是这么写美国梦的，用一种雨后的笔调，晃晃荡荡的场景，浅尝辄止的对话，没有根基。就像盖茨比本人一样，从美国西部来到了东部，看见的全是幻象——我甚至不能确定他写的是不是美国，虽然在小说里能读到很多个美国。坡、波特、福克纳所描述的炎热、腐败的南部，德莱塞残忍缜密的纽约以及冯内古特眼中愚蠢得病入膏肓的纽约，诺曼梅勒吸足了迷幻剂的西海岸和幻觉中无尽的肢体冲突，克鲁亚克醉酒的东海岸和绵延不绝的公路与铁路。还有一个美国在欧洲，贝娄、塞林格和纳博科夫在地图上指出了它。在这个谱系上人们熙熙攘攘，你可以看到工人和贵族，移民和土著，水手和军人，然而你看不到美国。

多克特罗写亚洲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如何在同一条街区生活，写摩根和福特如何去埃及寻求永生的秘密——在小说里，福特说他们这些富豪是可以无限重生的人们的一份子。他们属于人类的奥秘。

他们抛弃了父亲的教诲，这是美国的开始。卡夫卡没有写完《美国》，否则这将是他最轻盈最少梦魇的一部小说。卡夫卡的姓变成了一个美国名字，这个叫卡尔的少年从一开始就弄丢了他的箱子。“丢失的艺术不难掌握”，毕肖普的诗这么写道。那是一首欢快的诗，与这种一无所有的欢快相对应的是无限的疲惫。冯内古特在《时震》里说，《老人与海》中的打渔老人是个蠢货，因为他忘了把鱼肉割下来，而是都给了鲨鱼。

诺曼梅勒在《刽子手之歌》里写过相似的事：媒体、法律和道德一拥而上，剥夺了一个杀人犯的一切，希望和绝望，才华和妻子，形象和生命，什么也没剩下。美国给我的感觉与我阅读这本书时的感觉很像：我们在叙述的织体中走得太久、太沉迷，稍作停顿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已来到了一个炎热、荒凉、空无所有的地方。很难说是谁指引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很难判断谁在欺骗，因为所有的扩音器仍然在持续地发声。这里不是美国，残雪作品里的人物从地上捡起一个苹果，然后说：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这就是所谓的幻灭。所谓的幻灭是破灭的幻觉，而幻觉意味着你无法分辨它是否真实。打渔老人梦到的狮子是真实的，但那条被啃噬一空的鱼是假的。克鲁亚克打坐时见到的燃灯佛是真实的，但他见到的世相——那些幽灵般朗诵并且离去的诗人，那些扳道工、偷渡客和退伍军人，是假的。每一个单独的梦都如此真诚，文本诈骗犯纳博科夫先生也有自己钟爱的小洛丽塔。但把所有的梦都加到一起，甚至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