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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肛门，派人住进64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71”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64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1951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71”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冬天烧树疙瘩烤火的情景，回忆在游击队时围着篝火烧土豆吃的快乐来进行“精神取暖”。因此，我们倒是愿意在一起开夜车写东西，有热水喝，有“夜餐”吃，脚冻了起来跳一跳，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反倒过得快些、轻松些！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和配合我们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我们还在小铁丝网里游行示威，200多人排成双行，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等等。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

我们高声唱着《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等歌曲，在大约两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来回转圈。

我们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对面72集中营内的难友们的反响，许多难友听到我们的歌声，跑出帐篷扒在铁丝网边上瞧着我们。

很快，狗腿子们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拿着棒子把难友们又赶回去。于是我们就高声喊口号：“打倒汉奸走狗！”“不许迫害战俘！”“认贼作父的叛徒可耻！”

狗腿子们恼羞成怒地跳脚，用极其下流的话漫骂。我们便又唱起“国民党呀那个一团糟呀，汉奸走狗可真不少呀…”

一开始，站岗的南韩军、巡逻的美军都站在公路上看热闹。美国兵还大声喊叫：“ENCORE！”（再唱一次！）但后来再游行，宪兵司令部就开来了装甲车，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来，向我们投掷摧泪瓦斯弹，黄绿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我们只好收起横幅标语，呛咳着流着泪撤回屋内，紧闭屋门。

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只选择刮大风的天气游行，歌声又传得远，毒气又散得快。气得带队的宪兵头头大骂我们是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共党分子”，并威胁我们说再闹事就开枪！我就用英语大声回答：“你们美国不是讲民主自由么？你们的宪法都允许游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允许？你最好请你们的总管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抗议！”那个头头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斗争行动使得“巨济岛上成立了一个第71号红色志愿军战俘营”的消息很快传遍巨济岛和釜山各战俘营。

人民军战友们抬大粪路过“71”时总要摘下帽子向我们挥帽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