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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土地。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血债要用血来偿还，仇恨永记在心里。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和敌人战斗到底。安息吧，亲爱的战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它后来成了集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40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谈吐比较文稚。我是在到“71”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INT”（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71’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

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揭露敌人，鼓舞难友

“71”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72”、“86”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72”、“86”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

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部用旧了？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