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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紧强地忍受下去的四季的更替

消瘦和壮大的生息

周而复始的兴奋或悒郁科技情报所带给我生活、文学双重焦虑，统一的办公室令我头昏、失神、烦躁，我一刻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科学》杂志、读报、喝茶、呵欠与聊天、同一格局与同一颜色的桌、椅、门、窗，准时的上下班制度、工间休息时千篇一律的羽毛球或买菜、随时可见的甩手疗法、“延年益寿”的气功或太极拳、集体食堂统一的饭菜、集体宿舍大小统一的房间、整齐的床，个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混为一谈，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一个庞大而无形的组织掌握、管理，写诗成了道德问题，“你居然喜欢《恶之花》。”一位曾留学过美国的老模范科技工作者对我露出惊惧的表情。

终于我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永远离开了这个单位。就在这一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一场偶然的大火，真像“震颤”之火，把科技情报所这幢灰色办公室烧为灰烬。那一夜我亲眼目睹了照亮天空的壮丽大火，并没有像所里其他人那样端着一小盆水去奋力抢救。机关之“美”终于毁灭。

在我动身去北碚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日文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８０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对有关日本文坛当年的内幕、秘闻、诗人的怪癖、隐私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他还在上海见过鲁迅，送给鲁迅两条三五牌香烟，并亲聆过鲁迅的教导。”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川外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多年布衾冷似铁”（杜甫）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强烈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有一股近乎璀璨的疯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傲慢而优雅，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像日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地把张枣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四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１９８４年４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二、从长沙来的张枣（1）

在一个寂寞而沉闷的春日下午我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交换的声音。诗歌在４０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４０公里）传递着他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修正、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

１９８４年３月末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了张枣那紧迫的声音。

从这天下午四点一直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转瞬即逝的春夜绵绵不绝。我们像前辈诗人芒克和多多一样继续着一场新的诗歌决斗。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一个女孩，谈到了岳麓山、橘子洲头、湖南师院，谈到了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