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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生不起病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老百姓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收入增加的幅度远远赶不上医疗费用的上涨。“看不起病”已经成了穷人最大的心病。

我们在报上经常看到一些人生了病而无钱医治的血泪报道，开始还解囊相助，捐助一点。后来看得多了，意识到你根本帮不完，只好硬起心肠，翻到报纸的娱乐版，眼不见心就净了。

但是有些事是你看了之后无法心净的。

某报讯，贵州农妇杨某随丈夫到福建三明市打工，在厂房的住处分娩时遭遇难产，这位孕妇竟然自己拿起菜刀剖腹取子！双胞胎一死一伤，而产妇由于抢救及时，拣回了一条命。

拿菜刀剖开自己的肚子，这是何等的惨烈！如果她身在千里迢迢的荒野，近处没有医院可去，我们还可以理解，但她就在现代化的都市，打一个120救护车就会呼啸而来。

唯一的原因只是没钱！

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黑诊所医死人的报道，报道中的黑诊所无一例外地简陋、脏乱，比起正规医院来，确实有天壤之别。这样差的条件，那些上门求医的人难道看不出来？

谁都是有眼睛的，谁都珍惜自己的命，谁都不愿死在黑诊所里，他们之所以要去那样的地方，最大的理由就是便宜！

钱，还是钱，剥夺了穷人获得良好救治的权利。当我们的媒体义正辞严地声讨着黑诊所的时候，穷人却感到无奈。

其实，看病的费用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一些医院采用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诊疗手段，使用了新研制开发的药物等，而是由于一些人为因素抬高了医疗的成本。

当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走上市场化道路，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报怨它唯利是图，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如此。

穷人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力，更没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穷人只有祈求上天保佑，千万不要生病。

穷人惹不起事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所以法律面前也只可能有相对的平等。法律只能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点，就像交通法规中的人车之争，完全保护机动车驾驶者或完全保护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大多数人没话可说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这个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为了保证法律的公平，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而很多繁琐的程序看起来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把弱者拒之门外。

譬如维权。

维权是需要成本的。穷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说古代穷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法者的*，那么现在穷人打不起官司，不仅是没有钱“打通关节”，就是正常程序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也是支付不起的。

报上登过一件事，某地农民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学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棵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两万元，几种蔬菜就要十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农民们顿时傻了眼。

傻眼之余，只好作罢。法律对弱者来说是件奢侈品。

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家楼后正在修一个新楼，日夜施工，噪声扰民，于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这次取证倒是不成问题，但他翻开有关规定一看，“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噪声受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标准讨回来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讨公道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是件不划算的事，只好作罢。

近年来，报上常有农民工跳楼讨薪的报道。看得多了，城里人有点厌烦，怪农民工没有法律意识，把一种过激行为变成了常态，把跳楼变成了“跳楼秀”。

可是，除了跳楼，农民工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曾有一个郭姓农民工，代表68名同伴向北京某单位讨薪。找过10个部门，花了60天时间，直接支付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材料复印费等2300余元。如果加上他的误工费每天50元的话，他的直接成本达到5300余元。而他本人被拖欠的工资款不过1000元。不划算！实在不划算！何况，这一番折腾之后，钱能不能讨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巨额维权成本摆在那里，要么知难而退，要么采取过激手段，你说他还能怎样？

很多时候，法律对弱者来说只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