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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话，按理也只能并到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这个处是戴笠自兼处长，

只要由他下一手令，就可改为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但结果是并到了这样一个平

日不露面活动的单位，因此使许多人感到奇怪。

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

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

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

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

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在航空检查所隶属问题没有决定之前，稽查处和水陆交通检查处都想据为己有。

我因在稽查处干过，也想配属在稽查处，这对自己介绍亲友坐飞机，或是到外国买

东西和各地土特产等更方便，曾找机会向戴笠建议，还是留给稽查处。结果碰了一

个钉子。他只说一句〃你懂得什么〃！我便不敢再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有机会

便向各方面去打听。原来这是戴笠要安定搞邮电检查工作人员的情绪，给他们一个

调济生活的机会。因为当时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像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

稽查处、警察局等，莫不财源茂盛，各有特权，而邮电检查处则是〃清水衙门〃。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字纸里面挑骨头〃，因为再有成绩，找出来的东西也

不是肥肉，没有什么油水可得，所以对工作总是不安心。

当时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一个所，特等编制，约有二百人，经费也充足，但所

长刘之盘却一再请求调换，其他的人员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即使检查出一封最

有价值的信件，也得交给其他单位去办，自己不再过问，即使破获了什么案件，也

只能分得少数奖金。可是这项工作，军统特别重视，少了它不行。为了让搞这项工

作的人员也得到好处，所以将各地的航空检查所并到这个处里。当然，在对外对内

的关系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所了解的主要而没有正式宣布的却是这样。

我去看过邮检所的工作情况，一进屋便看到堆成小丘一样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成

捆的《新华日报》。邮局将挂号信、快信交给特务检查时，是一封封点交清楚，查

后再如数交回，对保险信则叫特务当场拆看，因为有些贵重物品怕检查员偷去和调

换，增加邮局麻烦。特务发现可疑的信件便带回由审查员鉴定，并进行研究，大多

数是由书记室的司书们把信中可疑的部分或全部照抄下来，少数认为重要的才拍成

照片。而大量的平信则可由特务带回来检查，因此每每将原信没收。他们在检查平

信时，有些特务便悄悄的把别人寄的小物品，如手帕、风景照片、女人照片等留下

来。有的女检查员最爱偷看别人的情书，她们拿这个当作消遣。

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气上蒸一下，

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可是他们也有办法。他们备有纸浆纤

维一类的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取出，看过后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

方，再用熨斗轻轻烫平，便看不出痕迹。

当时邮局每天进出的信件数以万计，特务们不可能每一封都拆看，因此只能作

重点检查。在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在重庆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

一位。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期间，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都是对

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

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

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

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

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