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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声计，他更应该离开上海。于情于理，好似郑振铎都没有留在上海的必要。那么是什么在牵绊着他的脚步？是什么把他留在了沦陷后的上海？对此，郑振铎自己曾有过说明，他在《求书目录》中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郑振铎加诸其身的这种“不能逃避”的“责任”是什么？郑振铎继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话说得很清楚，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冒险留在上海，是出于一种保存文化的使命感。作为一个文人，郑振铎在民族存亡之际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或许在他看来，只要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没有消亡，那么无论怎样这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都会永存。无疑，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举国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年代，郑振铎甘愿默默地保存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献的选择是独特而寂寞的，同时也见出了他眼光的长远和深邃，当然他的这一选择也是艰难的。

郑振铎收藏的唐三彩马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东南数省相继沦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纷纷毁于战火，在日军铁蹄肆虐之下，珍贵古籍难以保全。即使有部分侥幸能得以保存，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以维持生活，当时一些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对于中国古籍散失的情况，当时上海的报纸曾转引路透社华盛顿电文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宣称：许多从战火中保全下来的“极珍贵的中国古书”现已“纷纷运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购进千册……。电文还说，中国的局势，将会和罗马当年的陷落，致使“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预料将来研究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面对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的情形，郑振铎内心非常焦虑，“每一念此，寸心如焚”。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回忆说：“父亲的情绪愈来愈坏。爱书如命的他，眼看着无数珍贵古籍，稀有版本，在战火中与国家民族一起遭受着一场空前浩劫，心似刀绞火焚。”在此种状况下，几乎是出于一种学者的本能，郑振铎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去保存自己民族的文献。他简直无法想像，中国文献归于海外该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他在日记中写道：“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而促使郑振铎刻意保存民族文献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郑振铎了解到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得此消息，郑振铎“忧心如焚”，他几乎是立即就能想见日方收集这些史料文献背后所隐藏的深意，“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得悉日方的叵测居心，郑振铎觉得自己更有必要抢救民族文献，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另一种抗战的形式，意义并不亚于浴血杀敌，他说：“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攻坚陷阵、舍身卫国之男儿，……诚亦艰苦备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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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2）

郑振铎原有藏书嗜好，但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役中，他近二十年惨淡经营，收集起来的藏书大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幸存者寥寥无几。辛勤搜集所得心爱之书被战火毁于一旦，爱书如命的郑振铎想必是悲恸不已，他回忆自己的藏书被战火所毁时的心情说：“余所藏竟亦同此化蝶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经此大劫之后，郑振铎原有的藏书之心本已大减，“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尽管就个人而言，郑振铎在战争时期几无藏书之兴趣，当然更无藏书之馀裕，但于沪战失利之后，他又不能置民族文献于不顾，坐视民族文献流失海外，甚至流入敌手。为保存民族文化计，当学者名流纷纷西迁之时，郑振铎选择留在上海，竭尽全力抢救收购古书。在上海的头两年，郑振铎主要以个人的名义搜购一些珍贵古籍，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对于自己所要面临的困难和艰辛，郑振铎说：“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在浩如烟海的民族文献资料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想必当时的郑振铎也会生发力不从心之感，其间艰辛亦可想像，正如郑振铎所言，“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尽管郑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