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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义务教师。尽管简师的课程比燕京大学简单得多，但冰心仍然是用心备课，教得非常认真。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虽远离前线，但能为抗战尽一份微薄的力量，也是莫大的安慰。任教期间，冰心还为呈贡简易师范写了一首校歌：“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央。谨信弘毅校训，莫忘来日正多艰，任重道又远。努力奋发自强，为国造福，为人民增光。”不知道这所学校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不知道冰心为他们写的校歌现在是否依然还在吟唱？

居呈贡期间，由于物价暴涨，冰心一家仅靠吴文藻一个人的薪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冰心曾在给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周叔昭的信中透露出他们一家当时生活的信息：“我们也是对于我们的环境万分知足，生活比天还高，可是我们的兴致并不因此减低，从前是月馀吃不着整个的鸡，现在是月馀吃不着整斤的肉，我们自慰着说‘肉食者鄙’，等到抗战完结再做鄙人罢。”尽管生活艰辛，但冰心精神上仍旧相当充实，对抗战充满信心，她在给周叔昭的信中说：“似乎我们还不该丧气。走一天是一天，为孩子们打出一个更光明的国家，我们这一辈人都不会活到老年，这我也知道！前途很难预测，聚散也没有一定，所准知道的只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不亡’。”抗战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战争带给人的最大伤痛却是亲人的生离死别。1940年，冰心接到家信，她一生至爱与崇拜的父亲在忧愤中悄然离世。战乱死别，情何以堪！冰心回忆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父亲过世后，冰心大弟请人代冰心夫妇拟有挽联，其联曰：“分为半子，情等家人，远道那堪闻噩耗；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此联当为冰心当时心情恰当的抒写，是啊，“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战争是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一片阴霾，战争的灾难和痛苦随时有可能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西南联大校门对于父亲的离世，冰心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她还万分遗憾地回忆说：“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我们还不该丧气”（2）

僻静的“默庐”自冰心居住之后，就变得“谈笑有鸿儒”。那时，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主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在昆明开办。三校教师中清华大学的最多，不少是吴文藻的老朋友，自然而然也是冰心的朋友。西南联大未带眷属来昆明的朋友们，每到周末，总喜欢到呈贡来过星期天。对于这些来访的朋友，冰心印象极佳，她曾评论这些朋友们说：“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一杯白酒，扺掌论天下大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回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会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每到星期六的黄昏，冰心估摸着时间，便领着三个孩子上到呈贡西门的城楼上耐心等待吴文藻和他带来的朋友们，其中来的最多的自然是冰心夫妇的好友联大教授罗常培。那时从昆明到呈贡要先坐火车，然后从火车站骑马回来。所以孩子们一听见山路上有“得得得得”的马蹄声，就会齐声大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们就拍手欢呼起来。

在冰心的默庐，到访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谈战事，谈西南联大的教育，谈一些教授专心治学闹出的笑话，苦中作乐的趣事，点缀了云南的艰苦生活。有一次，清华校长梅贻琦携夫人至呈贡访冰心夫妇。谈话中大家说起一些联大教授们的趣事，冰心不禁联想起吴文藻这个“书呆子”办的一些“傻事”。有一次，冰心夫妇准备去看望冰心的父亲。冰心让吴文藻上街买一种叫“萨琪玛”的点心，并为父亲买一块双丝葛的布料。可吴文藻这个一头扎进学问、不问世事的人到点心店后却怎么也想不起点心的名字，只好对店员说买一种小孩称做“马”的点心（孩子太小，将“萨琪玛”简称“马”），店员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要什么点心。到布店后，吴文藻又糊里糊涂地说要买一丈羽毛纱，与双丝葛相去甚远。加之吴文藻曾将丁香花称做“香丁”，冰心兴之所致，便以从清华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