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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尽管胡适也是悲愤不已，但他还是反对抗战，主战与日和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九一八”以后，胡适宣扬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直接交涉东三省问题和善后，避免战争扩大。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读者（徐炳昶）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如何？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公开信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发，大家询问胡适对时局的意见，胡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7月20日，胡适在庐山还在大谈教育问题，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绝，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此大任。”7月31日中午，胡适赴蒋介石邀宴，蒋介石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之。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临别时却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事后他说：“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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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战难百倍”（2）

由于胡适在对日关系上的主和立场，使他在当时以及事后都饱受非议。但是，对于胡适的主和主张，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不要把事情绝对化，认为在抗战期间凡是主和的就一定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或者是胆小怯懦的投降派。胡适的避战求和主张，其中当然带有胡适的书生气，但其中也不乏实力的考虑和理性的态度，对此，我们也可以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尽管胡适主张对日和谈，但他的和平主张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和退让，尤其反对无条件的议和。胡适曾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评论说：“……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胡适的和平主张当然更不是出自于胆小怯懦，1935年6月，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做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胡适当时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主张竟然是两面不讨好。在国内，胡适的主和立场在群情激昂中自是饱受非议；而日本的民众和媒体也对胡适没有什么好印象，日本媒体经常对胡适冠以的头衔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这类头衔恰恰与国内对胡适的印象相反。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日本方面对胡适的态度。据天津《大公报》译载，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中经过日本。对于胡适这样一位具有很高声誉的学者，日本学术界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尊重还是出于礼貌，都应有人前往迎接。但胡适踏上日本列岛的那一天，日本全国竟没有一个人前去迎接（天津《大公报》7月29日译载）。对比周作人到日本的受欢迎盛况，胡适的日本之行显得是多么的冷清。厚此薄彼，我们当然不能从两人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的高下方面去理解。事虽小，但能明理。

委曲求全，“全”不可存，忍辱求和，然“和”不可得。中日之间的局势越来越恶化，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设想也注定只是书生之见和他的一厢情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给蒋廷黻的回信中，谈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避战的资格，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思想开始出现变化。在信中，他说：“今日政府比廿四年（1935）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更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1948年l月l2日，胡适在此信后加了一个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