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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大坝的公开新闻和坊间传闻，加剧了民间立场的媒体怀念黄万里的心情。善于“叶落知秋”的媒体，借此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立场。

本来，媒体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媒体对黄万里悲剧的反思，过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远离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个更为紧要的话题。两个多月过去了，媒体上以书评方式反复出现的反思主题就是黄万里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三门峡水患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媒体一味地激辩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

个人以为，我们对黄万里的反思应当着眼于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内容。过去，我们的大坝工程看上去是科学家决策，实际上却成了政治家决策。遥想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三门峡水库之所以能够快速立项并上马，委实离不开“圣人出，黄河清”的封建思维。最近5年来，不少人在讴歌三峡工程的时候，依旧不约而同地从孙中山的理想和毛泽东的诗歌中，寻找“立论依据”。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试想，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

很遗憾，媒体的反思大多与公民社会、代议制无关。说得偏激一些，大家在反思中不停赞叹的士大夫精神，恰恰是我们不提倡的。数千年来，“文死谏，武死战”一直是有道义的臣子们信奉的为官准则。冒昧地说一句，我们对“死谏”这样的士大夫的精神的赞颂，潜意识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臣民思维在作祟。

人在利害面前，多是趋利避害的。当年，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佛思案件一怒而著《我控诉》时，不同样是“千人诺诺，一士谔谔”吗？人性向来如此，高尚者只是少数，卑劣者也是少数，惟有内心存留正义但选择沉默者是大多数。左拉的愤怒最终在个案上赢得了胜利，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相对于今天固然落后但彼时却最为先进的宪政体制。

媒体想拿黄万里说事儿，不能一味地申述士大夫精神，嘲弄曲意承上者塑造的昆德拉式的“玩笑”。重要的是，要认清黄万里人生悲剧的宪政缺陷，恢复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尊严。

“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

我们认为，让电视新闻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回归民间，让电视媒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是“零距离”的一个重要贡献。毋庸讳言，就中国传媒生态的整体性而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制作这个层面，依旧没有实现大众传播的美好期待。虽然在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的传媒和节目正在快速成长，但它不可能摆脱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窘境。“零距离”持续攀升的惊人的收视率，在一个纸媒体当道的城市，为大众传媒的大众性画了一个无限接近的“圆”。他们在实践中开始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技术创新，使“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传媒”成为可能。他们邀百名摄影师千名线人加盟节目，不仅从技术上拓展了新闻信息源，还从效果上提高了传媒人期待已久的公众参与度。他们在技术上让60分钟的卫星直播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成为“常态”，让国家大事和百姓遭际，以更为快捷的速度、更为新鲜的质地抵达普通民众，从而满足了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的欲望，极大地实现了大众吁求已久的知情权。

我们认为，“零距离”以平视的目光，将媒介的底层关怀真正送给了底层民众。他们以民生电视新闻模式，张扬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制作的是民生新闻。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是“零距离”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发现，官方活动和会议新闻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以周为周期的随机抽取的时段内，170条新闻中，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他们像市民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市民生活。他们在两年的坚持中，道尽了那个城市的底层愿望和困厄。他们对百姓投诉的诚实态度，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底层生活原生态。

我认为，“零距离”同时实现了传者和受众的政治关怀，并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人们在晚上7点这个黄金时段，将眼球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时政社会节目中，转移到当地的新闻节目上，从而使得强势话语权在握的中央电视台感到危机。我们今天还难以完全洞悉“零距离”的出现对公共服务媒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他们的意义非凡。没有哪家公共电视台会怠慢时政新闻，也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