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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3年5月被逮捕，截止到我写作此文，已半年过去了。期间，舆论对中国富豪给予了空前的质疑和批评。依照惯例和往常的逻辑，一个富豪落马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更多的黑幕被揭露，更多的反面教训被记取，而孙却罕见地受到媒体的“特赦”。考察*被逮捕之后的舆论，我们注意到，舆论在*身上，赋予了惋惜、遗憾和数不清的同情。从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发现*不是一个富豪阶层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一个不愿贿赂不给回扣不屑做胡雪岩的理想主义者。媒体的报道，非但没有让*一夜间变臭，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遗憾的英雄，他的形象在他倒霉的时候变得高大起来。虽然他曾被北京大学请去演讲，但先前的他至多是一个地方名流，他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富豪应该是被拘后的事。

起初，*的消息仅仅在网络世界流传，人们感觉到媒体世界的报道似乎比较节制。直到《南方都市报》试探性的报道公开后，才有了后面的一连串媒体行动。一直苦于网上流传的信息无法证实的北京知识阶层，开始根据公开报道，展开对*的声援行动。

《南方都市报》一开始的新闻标题是“*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很快人们排除了因言获罪的可能，确信他是违法了，但学者杨支柱等人认为他违法而没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师还呼吁“拯救*”。显然，这样煽情的呼吁获得了正面的反馈。法学界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孙提供义务法律援助。尽管法学博士*在“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文中，将理由最终归结为宏大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但我猜他著文的出发点，是为*的个体命运鸣不平。

我相信，舆论在*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被非法集资忽悠的“受害人”对孙的被捕额手称庆，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有众多的网民始终在为*鸣不平。自称萧一湘的八十老汉，给学而思网站发文，请政府给孙戴大红花，说“孙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经，每当有富豪落马，网上论坛总是一片喝彩之声。我以为，这绝不完全是穷人嫉妒富人的幸灾乐祸，认为富人富得不干不净乃是要因。

我要请中国的富豪们注意，在舆论援助*的日子里，一些富豪正遭受媒体前所未有的质疑。回望未竟的2003年，中国的媒体对一些富豪鞭挞甚于讴歌。尽管中国的传统是为死者讳，但一些媒体却在富豪们死后揭露出不利于死者形象的所谓真相。从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上海*、钱永伟折戟沪上，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们的重重劫难，成了媒体世界探讨富豪原罪的起点。富豪们的死亡，诉讼，质疑，无不被媒体从反面总结我们这个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转轨时期是如何地被钻空子。

反观*的被捕，舆论从中总结的是，我们这个法治尚有欠缺的社会，是如何地迫使私营企业主进入“非法生存”的状态。

两相对比，反差何其大。

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总结后，我们发现，很多富豪喜欢在各种场合阐述他们的责任观念，他们说财富即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对社会更多的责任。他们会例举他们的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他们的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收。我在表示赞许的同时，还要说，除了少数富豪，多数富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尽了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那样，在做企业的时候怀着那么多对国家和民众的发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们的父亲，都要像*的父亲孙凯先生那样，躬着90度的驼背，骑三轮车捡垃圾。我只是希望他们能从*案件中的舆论向背，发现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富豪应该遵循的道德律，而不仅仅是作作道德文章。毕竟，民意不可欺，舆论不可辱。*让我们记起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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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的褒贬中成长

“公开的好处”，梁启超在百年前纵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就说过。然而，这个看起来等同于常识的判断，在100年后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世界的公认观念。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新教育实验”的媒体“接受史”，我们原本紧张的神经或可变得轻松起来。

“新教育实验”是一场官方人士主导的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狗”。虽然作为主持人的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对这场实验的理论准备已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