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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我们自然得出改革银行国有旧体制的结论。除非我们剥离附着在旧体制上的“官办企业”外衣，祛除浓郁的官本位气味，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像招行、民生、浦发那样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否则，在银监会捉“银虫”的游戏中，觉得疲惫的永远都是中国银监会。细察中国银监会在上述两个“通知”中规定的细则，业内人士指称，一些本该由银行自己做出的内部控制规定，中国银监会也做出了相应的强制性要求。这几乎已超越了银监会管法人、管风险的监管要求，差不多可以戴上越俎代庖的欠光彩的帽子。

事实上，国有银行旧体制改革之类的命题，已不是中国银行监管当局的事。他们能做的事，就像他们的职能一样，是有限的。换言之，要想在和“银虫”的游戏中胜出，仅靠自身是不够的。没有改革方法论的总调整，捉“银虫”，就好似西西弗斯不断往山上推动的那块石头。

谈到总的改革方法论，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强调公众舆论的外部压力。解释建行暴风骤雨的气象云图时，他除了盛赞银行监管当局内部压力外，还说：“建行想年内公开发行上市，就要注重公众形象。”这倒启示我们，在中国银监会和“银虫”的猫鼠游戏中，不能偏废舆论监督的制衡。记得4年前中行开平支行案爆发的时候，舆论机构的报道可谓战战兢兢，生怕一语不慎，酿成日后不堪回首的后果。4年后，看重细节的新闻记者们惊觉，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与中行开平支行的“余振东案”，如出一辙，几乎是同一个模板的复制。试想，若舆论的事前监督到位，哪怕是事后的舆论公开到位，或许我们就不会感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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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当金钱铺就权力的阶梯，当商人成为从政的热点，当无产阶级政党向有产者敞开怀抱，当私营企业主阶层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邻居的不幸，我们听到“中国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的担忧。仅仅观察目前的情势，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因为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是有文化密码的，因为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他们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他们的死亡协议。

耸人听闻的告诫又一次惊现在温州的土地上，身价千万的董事富豪与董事会签订死亡协议说，如果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在什么都可以用金子度量的温州，“死亡协议”以异常夸张的真实存在，晓谕政府这个“守夜人”：为经济生活供应“安全”这一件公共产品已是当务之急。如果富豪们需要在保镖的簇拥下揣着手枪做生意，那么被打压下去的黑社会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中国距离“俄罗斯式的中国”也为期不远了。

对国家可能会利用暴力机器掠夺私有财产的恐慌，自“私有财产入宪”以来，差不多已消弭于无形。浙江富豪窖藏白银谨防公权力掳夺的辛酸戏或不会重演，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已为市场经济扫清了路障。“死亡协议”像个寓言警告我们，国家在捍卫私有财产护航市场经济的途路上，才迈出第一步。接下来，国家不仅不向私有财产伸手，还要果断地斩除掠夺私有财产的民间黑手。

财富涌流的浙江，富豪雇凶谋杀富豪已非新闻。源自乐清市检察院的讯息称，过去5年，私人企业主和富人村官雇凶案已逾40起，富豪之间或为经济利益之争，或为争夺政治地位而仇杀不断。几个月前，两个温州富豪谋杀生意对手，致使亿万富豪周祖豹在侄儿被误杀4年后，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被杀害在儿子的大婚之日。今年春夏之交，温州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后，数桩血案爆发在受害人钻进轿车或者走出轿车的一刹那。受害者与加害者，多为财富多寡不一的富人，只有受人钱财的凶手是潦倒的穷混混。看上去，村委会选举血案好似政治谋杀。事实不然。细究之，哪回暗杀的幕后没有吞吐钱财的经济体。

仅就个案而论，难说牵连富豪的凶案，都是广义上的政府的错。但国家暴力未能镇住凶手的暴力，无论如何都是凶案此起彼伏的诱因之一。温州一个城中村的选举血案迄今未破，被害人一而再地联络媒体，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助他早早缉凶。想当然地恶意揣度司法系统有*，是没有证据的痴人妄言。可是，“政府”对屡屡发生的凶杀现象，难以免责。换个角度想想，倘若司法系统在打击犯罪，预防凶案上能给富豪们以信心，富豪们敢于在矛盾爆发时寻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