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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不是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国资流失等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法治的不完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完善法制、加强监管，使国企改制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而不能因噎废食。？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之“是”，是他指出并批判了国企改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非”，是他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是”是微观上的、现象性的，其“非”是宏观上的、根本性的。

写作心得

这是一篇争议性的选题。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1月，当时，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及其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非常激烈。国企改制的MBO该不该搞？“国退民进”式的改制方向究竟对不对？……由于*的“煽风点火”，民众对国企改制的怀疑和不满日益严重，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面临着中途夭折的危险。由于一些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比如刘吉）经常站出来为国企改制辩护，因而也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质疑，“经济学家”甚至成了一个饱受嘲弄的群体。总之，在当时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关于国企改制以及*的是是非非波及理论界、企业界甚至社会各界，其影响之广泛甚至可以与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对于这样的争论，评论者理应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新闻评论界，我可能是旗帜最鲜明也是最早站出来反对*的人。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以及个人博客上发表后，新浪、搜狐、腾讯、凤凰等各大网站都把此文推上了首页，叶檀等著名财经评论家也跟进声援，关于*及其国企改制的争论进一步升级，但此前*被神化、舆论“一边倒”的局面开始有所扭转。可以说，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意见领袖”对舆论的影响力。

监所里的监控设施为什么总是“坏”

一名在延安监狱服刑的犯人史某，入监时体检健康，服刑近一年中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正常，从无就诊看病现象，且改造表现良好。然而，2009年3月6日，这名46岁犯人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死在了监狱的监床上。家人在太平间里看到史时，发现史脖子上有异样痕迹，全身多处出现连片紫红斑，但监狱方认定为正常死亡。史妻在与监狱方谈判时，曾多次提出要查看当晚号子里的监控录像，监狱方称没有监控。（据2009年3月24日《华商报》）

又一个生命在被收监过程中消失了。这是2009年以来经媒体报道的至少第三起发生在监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前二人分别是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的李荞明和陕西丹凤县一高二女生遇害案中的徐梗荣。这三个人不仅都是非正常死亡，而且案发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都没有死亡现场的监控录像——要么是监控设施“坏了”，要么是“没有”监控设施。

现场录像是最具证明力的证据。在曾震惊全国的哈尔滨“六警察殴死林松岭”案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发案酒吧的监控录像。“录像”就是最直观的“真相”，它可以为保护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最有效的保障。为了预防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也为了避免司法人员受到无端的怀疑，国家规定公、检、法的羁押、审讯、庭审等场所都要安装监控录像。然而，每当犯人（嫌犯）死亡等恶性事件发生时，偏偏都看不到监控录像的踪影。

监所里的监控录像为什么总是“坏”？案发现场的监控设施真的坏了或者没有监控设施吗？外界无从知晓。在“躲猫猫”事件中，看守所开始说公众无权调阅监控录像，后来又说监控摄像头坏了。这种“前后不一”以及最终的调查结果都说明，看守所很可能撒了谎。

道理明摆着：如果犯人（嫌犯）是因办案人员玩忽职守而死或者是刑讯逼供致死，那么羁押方或办案人提供现场录像就等于“自证其罪”——这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做的。对自知难辞其咎的羁押方或办案人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说录像设施坏了或者说现场没有安装监控录像；如果羁押方或办案人更有“远见”，他们还可以“避开”摄像头，即选择没有监控的地方刑讯逼供。反正羁押或办案现场都是与世隔绝的，有没有监控设施、是不是“坏了”，外人即使怀疑也无法拿出证据。因此，让玩忽职守或刑讯逼供的羁押方和办案人拿出现场的监控录像，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

很显然，这里存在制度上的漏洞。那么，如何弥补这个漏洞呢？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行“侦押分离”制度；二、切实落实“律师到场”和“现场监控”制度，即审讯时必须有律师在场、讯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