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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干部都是和党有关的。这些人从哪里来？如上政治课的政治教官、政治总教官、还有军事总教官，总得有个教育长吧。不久机会就来了。抗战开始，程潜当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我们办教导队时，程潜正要从一战区调走，大约换上来的是卫立煌。程潜的政治部当中有一批比较进步的人，政治部主任叫李世璋，？？是共产党员，下边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此时李是不是共产党员，弄不清楚。程潜要走，按国民党的常规，一朝天子一朝臣，换班就得换人。程潜下边那些要走的人，我就都接收下来，安排在教导队。教导大队的组织计有：教育长是徐祖芳（抗战中在新四军牺牲），军事总教官是方执忠（黄埔学生，参加过湘西暴动，解放初任解放军师长，1956年后任天津警备副司令）；政治总教官是刘啸然（解放初任河南教育厅长）。七个中队都设有指导员，只有张秀中一人抗战时太行病死，其余六人都还在：谢丰（外交部）、马影秋（*）、张德甫（曾任武汉水工学院院长）、严辛吾（即严厉，郑州粮食学院领导）、李平民（北京外贸部门工作）、彭庆昭（北京科普？？会）。还有一些教官：李琦（曾任*副部长）、马国良（*）、李汉辉（被俘牺牲）等，其中李琦的公开工作是办“教导”小报，实际是教导大队党的负责人。教育长、军事、政治总教官以及七个队的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

我那时想请个打游击战的内行当教官。正好李琦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叫他带个信给林伯渠同志，要个讲游击战的教官。林老果然派了人来，叫李简恭（长征老红军干部，抗战中已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保定失守前夕，周总理在太？？指示我打入孙殿英部队工作，没有让我带组织关系。指示工作时南汉辰（北方联络局成员）在场，此前我的组织关系在北方联络局。1937年底（或1938年初）我已留在孙部，孙部也已由石庄附近南移到武安一带。有一次我到129师师部……涉县西北某地，见到刘伯承、*、徐向前，曾向徐向前提出组织关系问题，徐要我找*谈谈，我因为和邓以往不熟悉，觉得不好谈，就没有再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再返孙殿英部（4）

1938年，在豫西孙殿英部办教导大队时，感觉到很多事情需要有组织帮助才好解决，曾通过李琦与*豫西特委负责人见过面。在和豫西特委接触中，我没和他们谈过组织关系问题。秋天，教导大队开办时，李琦从宜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我托李琦问林伯渠，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1937年初，我到西安办事处和林老见过面。结果林老跟李琦说：不要管他。李琦回来也没谈我的组织关系问题。看来林老是对的，我要是在孙部与组织建立了关系，以后我这个人就没有了。李琦是李锡九的外孙，抗战以前李锡九一直是和李琦一家同住在北京的。那时我们？？常往来，就认识李琦。李琦抗战开始后随李锡九到了孙殿英部队，在接触中了解到他是共产党员，他对我只知道我和李锡九很接近，什么事情也敢对我讲，至于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并不知道。后来周恩来去了重庆，别人不了解情况，此后我就没再找。

豫西特委在洛阳，可能活动有些暴露，于是就搬到三乡镇，而且连电台也搬去了。当时孙殿英正在扩充部队，壮大实力。好在严家诰只有一个情报组，虽然常驻孙部搞情报工作，但没有更多的人深入下去。我们教导队跟严家诰隔着一条黄河，同我们还有二三百里路的距离，他们也搞不清楚我们这里教导大队的内情，初期还相安无事。

可是，教导大队只成立不到半年，事情起了变化，三乡镇终于暴露了。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给孙殿英，声称要解散教导大队。孙殿英不愿意解散，解散于他面子不好看。孙殿英从洛阳来到三乡镇。军队习惯，这个部队的头头来了，照例要请他检阅、训话。他看见不到半年，这个部队已？？很像个样子，更不同意解散了。他找人给一战区交涉：年底离开洛阳一带，调到黄河以北孙的防地。

1939年初，这个部队就从三乡镇调晋城（孙殿英部队驻晋城）。这很麻烦，我们要过黄河，工具就是木船。黄河水流很急，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一过河就是敌占区，过道清铁路后，进入山岳地带走一段路才到目的地……晋城。如果过河时让敌人知道，“中流击之”，这是兵家所忌。纵然渡河敌人没有发觉，我们的人过河后也不能暴露。前面敌人来打，后面有黄河挡住，也很讨厌。要在夜晚走，从道清铁路穿过才能上山，靠近山边就不怕了。 开始把教导队向黄河以北调，大家估计：很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