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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章先生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凭着性子来，他的观点非常怪僻，别人很难接受，对于联合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后来联合会改为统一党，原来希望章先生看在党名的面上，多少收敛一些自己的个性，我也劝他遇到事情，总要平心静气，不要为一点小事情就发脾气。可是，这位章先生心胸太狭窄，我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就和黎副总统商量，先组织一个政见商榷会，好好来沟通南方和北方之间不同的意见，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分歧。但是，程德全组织政见商榷会没有成功，政党斗争越来越激烈。他非常伤感，写信给黄兴说：中国现在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政党，不过是一二沽名钓誉的人，用党的名词作为符号，而一般没有意识的人跟着附和。他们自己以为真的是一个政党，你要是问问他们，你们的政见是什么呀？他们一点都答不上来。所以，我要脱离共和党，组织政见商榷会。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知识还很幼稚，党派不应该组织得太早，至少要有五年十年的准备。

其实，当时许多明白人心里都有数，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有一句话很代表了当时党的素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黄远生报道说：听说有个省的都督是属于某个党的，不是他这个党的人，就不能做官。他对下属进行甄别，不是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是属于哪个党。有个省的都督下指示说，查某人不是我们党的人，立即把他的职务撤了。今天在北京加入政党的人，把党看成谋取官职的工具，恐怕各个党都免不了。更有人看不惯政党的乱象，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这里所说的官，在西方政治中，许多只是事务官，是专业性的，应该不分党派，职位稳定，处理政府具体事务。而政务官是竞选的，不能靠钻营。但在中国政治中，没有这些观念，升官发财，是世俗的习惯意识，虽然文本的体制变了，观念和习惯都还没有变。

1．风起云涌话政党（3）

章太炎虽然脾气不好，可从来不热衷于做官。他搞统一党，袁世凯是用了工夫的。统一党骨干王赓（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有一个叫张弧的人，同熊希龄关系很好，袁世凯就让他通过熊的关系，加入统一党，同时拨给他一笔钱，作为统一党的活动经费。名义上钱是募捐来的，实际上是袁世凯给的。张弧也就掌握了统一党的钱袋。可是，我们这位章先生虽然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但不是无条件支持袁世凯的人。袁世凯见他不好惹，就让他去当了东三省巡阅使，离开北京。统一党里的人也说章先生太霸道，都起来反对他。章太炎没有办法，到8月份的时候只好退出了统一党。一个组党的急先锋成了一个无党分子，白“疯”了一场。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统一党曾经和共和党商量合并，现在我把名单送给你，能不能控制他们，就看你的本事了。总之，政党只是为了议会活动做准备的，而议会只是让那些胡说八道的话，搅乱政治的地方，有也好无也好，兴旺也好衰落也好，都不值得我去关心。以后统一党理事和共和党理事的事，我一概不管了，也劝黎元洪先生不要跟着政党跑。

看来，我们这位章先生实在没有搞党务活动的本领，这只能是梁启超先生的专利了。

1912年9月1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从此，统一党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仍然是梁启超，只是他与同盟会的矛盾太深，一时无法回国，只能在幕后操作。毕竟梁启超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更老到一些。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于1912年2月23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就规划好了民国初年实际的政治运动：政治界分成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官僚派，第二派就是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第三派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派。第一派没有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为政党。第一派是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派系，后两派在议会中展开政争，第二派虽然也要反对官僚派，但首先要和官僚派联合反对革命派。第一派要利用第二派来反对第三派。这是什么政党政治？最主要的一个政治派系竟然不是政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