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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并未被破坏，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为皇帝，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多尔衮的大军从沈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因为不知山海关情况，加上对吴三桂的忌惮，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这与多尔衮的心态也有关，毕竟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带兵的第一场大决战。过去，他是皇太极手下第一勇将，今天，兄长已逝，千斤重担，压于一身。李自成军队在人数上又有绝对优势，他的心中也有几分惶恐。

在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洪承畴率明军与多尔衮征战多年，他们是老对手，如今是上下级，多尔衮于是问计与这位老对手，此去一战，胜算能有几何。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先生见这位代理帝王有一问，正好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说，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的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唯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洪承畴再次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他还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清世祖实录》）因而清军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至于攻打进京路线，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

范文程战略（3）

洪承畴与李自成征战多年，对李自成的用兵及为人深为清楚，多尔衮问计于他，自然也是问对了人。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多尔衮同样重要，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他，这一次坚定了信心，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条前进的军事道路，也是皇太极生前以武力硬生生的开辟出来的。

范文程、洪承畴都是汉人，又都降清，在历史上均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但从全局角度看，他们之降清，固然是受其自身处境影响，有其软弱妥协一面，却也并非大恶之事。他们两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与儒家风范的政治家，深明政治领域、王朝兴衰的得失因果，因此，两人能以百姓为重，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对清军统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有他们之前，清军以屠城虐杀、侵扰百姓为乐事，但自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清军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收敛，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特别是洪承畴提出的“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的说法，体现出了这位降将对明室人民仍心存悲悯。后世人受正统思想影响，多将洪承畴塑造为欺君卖国、不仁不义的大反派，这是不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原因。

与范、洪两位相比，事后也降了清的吴三桂并没有这样的悲悯之心。他对百姓，对君王，甚至对爱人，极少有“实行仁义”的理论和行动，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这并非性格迥异，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洪、范两人出身进士，十年寒窗苦读，受儒家正统思想熏染多年，尚有一些兼济天下的仁臣之志，也有封建臣子独有的道德底线，而吴三桂军人出身，一生奉行武力解决问题，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其人实为军阀，而不是能臣，其道德底线要差得太多。此乃后话，且先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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