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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从这段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即位之初，他的权力并不大，因为分支太多，他实际上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占地盘比较大，拥着子卒比较多的旗主而已。内阁制度的完善则让他的权力一下子凝聚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制度与明朝的有所不同，不容易产生腐化的“票拟”、“批朱”等分权制度，也没有司礼监这个中间机构，所以这就是让内阁制度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了，也让党争之祸没有了滋生的土壤。两者同为内阁制，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而在这个重新建立的人事制度中，还有一项重大的革新，就是汉人官员比例增加了，六部的阁主虽然还是满人八旗的旗主（当时的六部的头领分别是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但是每部中都有相当比例的汉族官员，这与努尔哈赤那时动不动就把汉人当成奴隶使的方法皆然不同。这些汉人官员只忠于皇太极一人，后来证明发挥的作用之大，决不在那些拥有重兵的旗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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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4）

在民事制度上，皇太极走得步子更大。他把游牧民族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强调以农业为本，开始了走上了农耕化为主要生产来源的汉化之路。我们知道，任何改朝换代的时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来自于经济制度上的。皇太极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以骑马为主的满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专勤南亩，以重本劳”，这是皇太极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方针，而在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皇太极做的另一个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数汉人奴隶。农奴制度是满清延续多年的制度，努尔哈赤时代仍然在使用，辽东的汉人对此多有不满，抵抗行为实有发生，也有很多汉人逃离土地，令田亩荒芜。皇太极即位后推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将汉人编入民居，由汉官管理，对于稳定辽东民事，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皇太极后来又效仿汉朝制定科举制度，实行考试入选的原则，门槛放得极宽，其考生范围扩大到汉人奴隶群，有很多汉人奴隶经过考试后成功“洗底”，与满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极执政年代，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农业生产所取代，满清由落后的奴隶社会走向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这是汉化的功劳。

在军事制度上，皇太极则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眼光，那就是重用汉人降将，建立了八旗汉军。

面对降臣，皇太极差不多是古往今来最仁慈的君主，他一生中招降的汉人降将之多，数不胜数。这些汉人降将，在皇太极眼中，不是贰臣，而是“明灯一盏”。皇太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至死不渝。这些被招降的人中，有他的仇人，有他的死对头，也有屡次欺骗他辱骂他的人，但是皇太极做到一视同仁，只要你降了，要权给权，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兵给兵，而且决无一丝疑心。祖大寿、洪承畴、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李成栋，这些人在明朝天子脚下个个都是雄踞一方的人物，降到了满清后，皇太极依靠他们建立新八旗，他们依然还是雄主，没有满人汉人、私人恩怨的界限。皇太极的这份襟怀，放眼历史只有曹操堪与一比。而降将给他们的回报同样丰厚，汉人八旗的出现，令皇太极的兵力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汉人能将，至少在皇太极生前，为攻打明廷尽心尽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起的作用极大，而且也很少有人出现过贰心。

皇太极不光在用人上有一套，在整个战略眼光上也有一套。当他发现山海关难以攻破时，他采取“战略包围”的方式来对抗明朝的“坚壁清野”，明朝自熊廷弼开始，就坚持以退为进，防守反击的打法，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皇太极对付这一战略的方法就是先消灭周边的邻国，以形成合笼之势。于是，他利用几年的时间征服了朝鲜，令朝鲜成为其附属国，又远征蒙古，并令剽悍的蒙古林丹汗含恨死去，这样无论从北部，还是从水路，都对明朝实行了战略上的合围之势。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蒙古地区的喜峰口出发，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这一战历史上称为“入口战役”。此战的结果是，令袁崇焕措手不及，撤山海关守军仓促迎战，并令崇祯中了反间计，杀了这位卫国元勋。如果没有皇太极在战略上的远见，如果不是及早地征服了蒙古，这一战皇太极就不可能成功的逼近北京城下，不但使明朝丧失栋梁，而且给清军进攻明朝的心脏新开辟了一道战线。

皇太极在位十几年来，在人事、民事、军事等各项领域取得的成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