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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

可惜的是，贤臣如张居正，却没有能碰上贤君。张居正死后，神宗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仇恨，开始毫无理智地破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各项改革，不但张居正被他毫无人性的清算了，连带着张居正建立的种种制度也被全部废弃。神宗设矿监，意欲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张居正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渐消耗殆尽。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这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换上比他还不如的天启帝朱由校，张居正苦心孤谙的改革彻底没有了后来人。这里也必须看到，阁臣自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了强人。东林党人自称清流，以党争和倒魏为己任，但他们中间，多空谈道德之士，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把经济放在首位的干才，这些人虽然有清风傲骨，可是和张居正比起来，头脑认识上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崇祯继任后，财政已经千疮百孔，温、周二位首辅上任后，忙于内斗，对于处理财政问题并无良策。同期的另两个大问题：流民问题与关外问题均与当时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流民问题自万历年间就开始出现，到崇祯年间逐渐升级。一条鞭法破坏以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无地可种，但按名册还要交纳各种赋税。于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成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应运而生。有关这个问题，在后面李自成章节还要提到。这里先不多述。事实上，流民问题存在多年，解决的途径并非没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贤臣有君贵民轻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财力赈济灾民，或再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当可顺利解决。可是，面对流民问题崇祯还不得要领的时候，另一个大问题又进入白热化，那就是关外问题。

关外问题同样存在多年，从明朝建朝开始就始终没有解决。出现这个现状与帝国最初的形成有关，明朝天下是从蒙古人手中抢来的，从明朝建关开始，汉家天下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年徐达为了追杀元顺帝，将战事扩充到燕山以北，并建山海关作为京师最后的屏障，但无法继续深入，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此后多年间，双方为了抢夺土地资源，掠取财富，多次发生战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历任明朝君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做军备上考虑。于是就牵扯到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天大地大钱最大（2）

崇祯上台以后，发现他的钱极不够用，主要的一笔大头，就花在了这个军备开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爷爷留给他的这个烂摊子，不仅仅是溃烂的人事制度，惨遭破坏的土地所有制，还有军事制度上的问题，那就是历经几朝没有解决的欠饷问题。

自万历年间后，满清皇朝的前身——后金国的兴起和掠夺性的进攻对明王朝的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土地制度已经破坏，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掠，人民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极度缺乏；同时因为皇室巨大的开销，阁臣间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的对税收的瞒报漏报，张居正年间填得满满的国库很快就空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王朝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相当冗积的官僚队伍。此时的明王朝如同一个全身插满吸管的巨人，需要不断的补充给养，才能负重前进，与之相比，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后金军队则是完全轻装上阵。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