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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210｝这是标准的西方人思维。

从明代官场的特殊性看，在此作祟的，可能恰恰是政治道德作秀的风尚。虚伪已成习惯，人们在现实面前抛弃责任，碌碌无为甚至玩忽职守；但是，说空话、说漂亮话、把自己打扮成伦理纲常最忠实的卫士，却争先恐后。国家存亡可以不顾，所谓“名节”却务必保持。光时亨本人并非北方人（南直隶桐城人），他跳出来，与实利无关，纯属作秀。如果这种人最后真像他当初慷慨激昂宣扬的那样，为国尽忠殉道，也就罢了，事实上农民军破城，光时亨率先赶去，长跪不起迎降。可悲朱由检实际上等于被这帮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以伦常、道德（“国君死社稷之义”）所胁迫和绑架，充当他们“高风亮节”的人质。对此，计六奇痛心评曰：

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211｝

相反，支持南迁、当时被扣上怕死误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荐给崇祯的李邦华，和大学士范景文，最后关头却能舍身殉国，以事实回击了所谓倡论南迁意在避死贪生的污蔑。然而，在政治道德高调面前，传统的中国人向来没有反抗的勇气。高调明明误国，大家却都翕然相随，加入合唱。此番亦然。光时亨的高调让满朝缄默，谁都不肯担怕死误君的恶名———因为他们在惜自己的名誉，胜于惜君王社稷的命运。

崇祯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犹未死心。过了一个月，二月下旬，军情益急，崇祯召开御前会议，李明睿、李邦华再提南迁之议。两人提案有所不同：李明睿仍持前议，即御驾南迁，李邦华似乎已将卫道士们的舆论压力考虑在内，他建议皇帝守国，而由太子监抚南京。现场诸臣默不作声，唯少詹事项煜表示可以支持李邦华提案。这时，光时亨再次扮演道德法官角色，他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这是指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为宦官所拥，在宁夏灵武称帝、以玄宗为太上皇的事。言外之意，近乎指责李邦华等谋反。于是，更无人敢吱声。这种群策群议场合，崇祯只是听取群臣议论，不能直接表态，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辞。｛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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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9）

这意味，他不难读懂。

翌日，崇祯召见阁员，正式表态。一夜之间，漫漫黑暗里，无人知道他想了什么，又想了多少，总之，此刻他面目全变，说出一番毅然决然的话：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腾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213｝

这就是他对诸臣昨日沉默的读解，他读懂了沉默下面的每一个字。眼下，他经自己之口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别人心里所盘旋的想法，精准之极，分毫不爽。他知道，面无表情的诸臣，人人心中都打定这样的主意：决不让这段话涉及的道义责任落在自己身上。

崇祯大彻大悟：他非但不可能从诸臣嘴里听到赞成南迁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点这种意图，就将被这些人当做充分表演如何忠贞不屈、愿为百姓社稷献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机会，同时，会用痛哭流涕的苦谏，把他———崇祯皇帝———刻画成一个抛弃祖宗、人民，自私胆小的逃跑者。

假使崇祯是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给予自己什么道德压力，本可以装聋作哑或者打屁股、杀人———总之，一意孤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爱惜脸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视甚高，以至于有些孤傲。

他晓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战车，却无意脱身，反倒赌气似的生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越，于是发表了上述谈话。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推心置腹地猜想，此前的夜半时分，他会独自在内心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他的列祖列宗、他朱家的历史有过一番对话；当他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孤家寡人的绝境，以及由于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这个家族对历史所欠下的沉重债务，那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