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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用“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的同时，他们还把程颐的《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两月有余，闹得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致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要被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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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8）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译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21｝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