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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83｝。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是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84｝。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之于豹房，实可谓互为表里的一双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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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5）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后即被取缔，不单活跃其间的五花八门的人物作鸟兽散，连同那些建筑、器物亦很快地废弛、颓朽以至于消失，最终无迹可寻；否则，保存下来，倒不失为极具魅惑力与遐想力的吊古的去处。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还是要追溯到那场政变。倘若没有那场政变，倘若刘健、谢迁、韩文等这些“眼中钉”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权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庶几可以断言，“豹房公廨”这种事物永不可能出现。朱厚照救下“八党”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豹房公廨”。

仅仅在政变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豹房公廨”并迁往此处居住，起初，是白天在里面鬼混，很快就发展到夜宿不归｛85｝，“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86｝。此话怎讲？即是说，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彻底从紫禁城搬出，不在宫中居住，最后连死都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宫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宫。自明永乐迄清初，这里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日常还是在此处理政务），也即泱泱九州ＮＯ．1的宅邸。它作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处的意义倒在其次，尤为重要的，乾清宫乃是帝权的象征，皇帝在此居住不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只有当被赶下皇位时才会离开那里，比如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之被迫离宫。唯有朱厚照，竟敢于置皇统于不顾，主动而决然地辞别乾清宫，至死不回。他此一行为，既是空前之创举（过去从未有过），基本上亦属绝后之奇例。在他开了先例之后，只有他的继位者嘉靖皇帝，从中晚年起效仿这一做法，迁居西内。

正德搬往豹房，不仅仅是为自己重新选择了住所。他这么做的含意在于，逃离或放弃了一种角色，逃离或放弃了礼法所加在这种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条、戒律、义务与规约；此外毫无疑问，也借此彻底摆脱和跳出于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个个人历史之外。当置身于乾清宫时，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是活在这些躯壳之下而又并不如意的压抑的魂灵，而一俟别宫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他仿佛灵魂出窍、羽化而飞升，一了百了，胜利大逃亡。

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希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