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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岁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62｝。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见识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63｝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说得不好听，就是敲钟的），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他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64｝兼提督团营，调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至此，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特务机构和禁卫军，全落“八党”掌中，一场彻底的大政变就这样在夜幕掩护之下悄然发生……

然而，宫掖外，以为稳操胜劵的刘健对此木然不觉，他还这样对身边因久候无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说：很快便有好消息，大家只需再坚持坚持。（“事且济，公等第坚持。”｛65｝）

毕竟是书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顺门外的百官终于看见了内使的身影，然而当宣读圣旨时，人们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布，皇帝赦宥刘瑾等八人，并对他们的职务做出新的任命；旨意还强调指出，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

天翻地覆的激变！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刚才还信心满怀的刘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没有激愤，甚至连一点骚动也看不见，因为事情以人们最不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了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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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1）

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帝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67｝“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68｝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幸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近乎“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

政变中的人物和余绪

政变发生当天，“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69｝。

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仅隔一个月，朱厚照就完全换了个人，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相反，他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照惯例，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也不宜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以示挽留。但这一次，朱厚照却径直批准———内阁三巨头中，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我们稍后再叙。

尘埃落定，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

刘健：一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