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3/4 页)

从属关系的手段。外国以臣服姿态来华“进贡”，“朝廷”则以“赏赐”之名对“诸夷”的进贡货物给予丰厚回馈，以示皇恩浩荡。朱棣恢复市舶司、开设“四夷馆”，纯粹出于这个需要。单单“四夷馆”这个名称，便足可知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120｝的外国贡舶；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也从未被当做商人看待，而称“番使”，是携礼物来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使节。永乐间除贡舶贸易外，对所有海外商贸均加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更是绝对不许。朱棣甚至刚上台就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武间的“海禁”政策将继续奉行，没有任何改变：

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21｝

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22｝这些政策和措施，说明朱棣时代“海禁”政策没有任何松动，所发生的变化无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被朱棣恢复了，这除了说明他更醉心于“四夷”的尊奉，更乐于此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其动机，与“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派遣郑和船队，可谓一以贯之。

———故郑和下西洋断无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此第三辨也。

最后，郑和下西洋对历史文明的贡献究竟如何？欧洲人从地理大发现中享受到的文明成果十分丰硕，玉米、土豆、棉花、烟草、咖啡……这些如今他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东西，都是由航海探险家们带回欧洲的。那么，郑和船队给中国带回了什么呢？多是奇花异草、珍禽瑞兽、珠宝香料，所谓“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123｝，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只能满足皇帝贵族的猎奇心理，供其把玩，对民生毫无用途，更不曾对中国的物种和经济生产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并未听说至今哪一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是由郑和下西洋带给我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郑和下西洋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倒颇有功绩，被带往各国的物资主要有丝绸、瓷器，此外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器、书籍、药材等等，世界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这并非有意识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做法，而是朱棣出于“示中国之富强”的动机，阴差阳错、无心插柳的结果，至于他想得到的，同样也绝不是对中国文明有所补益的东西，而是他个人的虚荣，是体现这种虚荣的稀奇古怪的贡品。郑和下西洋的效果开始显现后，这类东西就跟随前来觐见的外国使团，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在《明实录》中，我们不时可读到这类记述：例如永乐十三年十一月，麻林国等“番国”敬献麒麟、天马、神鹿，朱棣特意在奉天门举行接受仪式，群臣称贺：“陛下圣德远大，被及远夷，故致此祥瑞！”耗费巨资，近二万八千人规模的庞大船队，送去多少吨“援外物资”，不过是为朱棣换回来这些“祥瑞”！

伪君子朱棣（35）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未产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对于欧洲那样的作用，此第四辨也。

另外再提两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纯属个人的观点：

一、这件事的确显示出当时中国仍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之国家。但是，中国的先进与强盛并无须由这样一件事来证明。即便没有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先进与强盛———这主要得力于自秦汉以来卓越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明、基本维持着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当时最富效率和人性化的儒家伦理———中国在中古世纪领先于全世界的地位，同样无人能够抹杀。

二、我佩服作为航海家的郑和和他的船队，但不佩服朱棣。荣耀，只归功于勇敢挑战并成功战胜了大自然的实践家们。其次，这荣耀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整个人类，如同阿姆斯特朗作为登月第一人，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一样。15世纪初郑和船队的业绩，是不亚于20世纪人类征服太空的业绩。只有在这意义上称道郑和下西洋，才真正凸现了它的伟大性。

迁都北京

朱棣所以动心迁都，不外三个原因。第一，据说他对南京没有什么好印象，进入南京时，臣民对建文帝普遍的忠诚、对他本人的冷淡，令他很不舒服，而此后为威慑人心的一系列屠戮虽将反对、不合作的局面强压下去，却更进一步败坏了他的声誉；北京，则是他长年就藩的旧国，也是他的崛起之地，“群众基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