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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政累非浅。”｛111｝法律已非公器，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这批评的确击中要害。不过，又好像是在跟窃贼讲“不告而取不对”的道理。

如果朱棣尊重法律，那么他不单不该搞东厂、锦衣卫、诏狱，不该设诽谤罪、捕风捉影，不该倚任陈瑛、纪纲等大大小小的酷吏———他索性就不该登上那个皇位！一个从根子上就践踏法律的人，如何可能崇隆法律？他要的就是乱，乱中取胜，乱中得利。制度清明有序，搞不成国家恐怖主义；要搞国家恐怖主义，一定要不讲秩序，一定要抛弃法律，然后可以随意抓人、随意用刑、随意杀人。

伪君子朱棣（30）

厂卫相倚，织成一张恐怖统治的大网。到处是特务、密探，缇骑四出；逮捕、刑讯、处决概不经司法部门，法律成为虚设，此皆朱棣始作俑，是他留给自己子孙最大的政治遗产。明亡国之后，有遗民恺切总结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112｝这个认识很深刻，因为“厂卫”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国家基础完全建立在污泥浊水之上。

功欤？过欤？

朱棣这个人，很幸运。一生颇多倒行逆施，也足够残暴，但留下来的声誉，却似乎不曾坏到那个地步，甚至一般国人提起永乐皇帝，印象非但谈不上坏，甚至还引起一点“光荣与梦想”的情愫。

在我个人眼中，在中国历来的暴君中他至少应该排在秦始皇前头。秦始皇干过什么？最坏的事情，莫过于“焚书”和“坑儒”。“坑儒”是秦始皇最有名的劣迹，却只杀掉了四百多个知识分子，比之于朱棣，小巫见大巫。杀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恶名远播，人们至今切齿，杀人比他多几倍、十几倍的朱棣，事情却几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严重的罪行，是“焚书”，险些断送中华文明的根脉，这一点，不可饶恕。其他如修长城、造阿房宫，劳民伤财，天下苦之，无疑是罪恶。但一方面，其中的长城究非无用之物，在冷兵器时代，它对中国的屏障作用还是明显的，直到明代，抵挡塞外游虏的侵扰，仍采取老办法，重修长城；另一方面，就祸害民众论，修长城、造阿房宫这两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种种“壮举”，远远愧而不如。

然而，人人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乐帝是暴君，相反，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朱棣，还是“有为的君主”。为什么？首先的原因是民众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读史的，如果读一读《明史》，这层误会当不会发生。但我们很难也不应该指望普通民众，都有暇抱着厚厚的史书来读。所以，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对这段历史的转述（或曰宣传）有问题，而问题的产生自然与朱棣一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功绩”有关。一是修《永乐大典》，二是郑和下西洋，三是移都北京，四是对外用兵。古时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于有所表现，装点门面。他做这几件事虽然各有具体目的，但从根子上说，最终都是为了改变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后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这心愿。比方有一种流行的评价，认为虽然明代诸帝大多不成样子，如扶不起来的阿斗，但“二祖”却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么，朱棣究竟是靠什么被抬到这样一个可与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细数之，无非上述四件事。

其实，关于这几件事，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的评价不难避免片面性，可以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而不是一味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两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此，恩格斯有一句话很能帮助我们取得对历史较周全的认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113｝

今人称颂的“四大功绩”，是因这些事有个共同特点———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国历史的某种“光荣”：《永乐大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类书；郑和下西洋被视为睥睨哥伦布的壮举；迁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营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以降中国始终被动挨打的颓势，颇能重振华夏雄风。

这当中潜藏的宏伟话语因素，很堪为迫切希望找回历史荣誉感的民族心态所利用，于是很自然的，朱棣和他的时代就被当做称颂对象。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