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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意指建文之子年幼不足立】。”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示意】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成祖怒，命磔诸市。｛41｝

方孝孺果然厉害。本来，朱棣摆出礼贤下士姿态，“降榻”亲迎，口称“先生”，很像一位贤明的君主。但方孝孺不吃这套，一意剥掉他的伪装。朱棣因对方是大儒，主动投其所好，顺带也自我表现一下，说起了《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他实在万不该说这个，不说还罢，一说，则让方孝孺逮个正着。方孝孺抓住此话，就合法性问题向朱棣连连进攻，招招不离后脑勺，朱棣初还勉强抵挡，随即左支右绌，终于辞穷，扔出一句“此朕家事”，放弃讲理。

这场抢白，方孝孺不但明白地告诉朱棣：“你的所作所为，全都非法。”而且连提三问，每一问，都把朱棣逼到死角，让那伪君子的面目大白于众。本来，朱棣希望“转化”方孝孺这么一个士林领袖，以度过“合法性危机”。他让方孝孺“草诏”，方若接受，则不啻承认了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而方孝儒的威望，使这一承认比所草之诏的意义更为重大，势将在朝野内外整个精英阶层起到示范作用。然而，方孝孺不但拒绝效命，反就合法性这个最敏感的问题穷追不舍。

方孝孺的态度，让朱棣山穷水尽。他已然认清，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指望得到正统儒家官僚阶层的接受与认可。于是，一方面，他难免恼怒至极而丧心病狂，另一方面，他确也只剩下一种选择：运用暴力，去强化到手的权柄。

“磔”，是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的极刑。朱棣这样处死一个读书人，除了发泄极度的仇恨外，显然还包含更冷血的目的，那就是恫吓，希望可让正统儒士胆寒。

这层目的，更由他的进一步措施得到验证。

方孝孺自己被杀（时年四十六）不算，朱棣复诏“诛其九族”，说是“五服之亲，尽皆灭戮”｛42｝。将与方孝孺血缘相近的亲族全部杀光，朱棣犹“怒不已”，闻所未闻地“必欲诛十族”。

所谓“九族”，典出《尚书·尧典》“以亲九族”。历来经学家有不同解释，一派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派认为是从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明清刑律服制图则规定，直系亲属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另外再在旁系亲属中横推至三从兄弟的范围。不管怎样界定，九族尽诛，一个人现有的亲属基本就一网打尽，杀无可杀了。饶是这样，朱棣意犹未平，怎么办？他就破天荒地“将其朋友代为一族诛之”｛43｝，这样凑成“十族”。

孝孺案总共杀掉多少人？黄佐的《革除遗事》记载有八百四十七人，李贽的《续藏书》记载有八百七十三人，略有差别，可能万历年间（李贽生活于此时）的研究者对罹难者又有新发现而使总数增加了二十九人。除直接死难者，受方案牵连被发配、充军的，又有千余人；直到一百多年后，万历十三年三月，终于全部赦免被方案牵连流放各地者时，统计的人数仍达一千三百余人。｛44｝

方孝孺以一人之“罪”，造成成百上千人陪死、落难，说明了三点：第一，朱棣确有嗜杀残暴的禀性，比之乃父只过而无不及；第二，与方孝孺其人的特殊性有关，这种特殊性不单指他的政治地位，更源于他的精神影响力；第三，如此滥杀，远远超出了满足报复快感之需要，不宜仅理解为一种非理性冲动，事实上它主要的效果，在于对暴力、权威的炫耀。朱棣既然不能以“德”服天下，就索性以最血腥的面目示人，开动其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压平其通往合法性权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伪君子朱棣（14）

整个永乐元年，都是在血腥中度过的。方孝孺案象征着大屠杀的开端。除方孝孺外，被以灭族灭门对待的，还有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参与《明史》写作并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45｝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处死而不许收尸】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居然惊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