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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可一旦到了“有福同享”的阶段，它马上就变成对绝对权威的巨大威胁，势必引发血流成河的清洗。就这一层而言，倒是一开始主从关系就很明确的曹操、李渊或赵匡胤集团，来得比较简单，也比较相安无事。

帝权本质是家族统治，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对权力的认识，不基于公信，而基于血液。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才可分享权力。所以，“异姓王”必为刘邦所灭，徐达等势不见容于朱元璋，不管他们共同经历了怎样的患难，又曾如何以兄弟相称。血液质地决定一切，就像治疗白血病的血清，倘非来自直系亲属，必然排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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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3）

解决之道仍是血。一是让别人的血流尽，杀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二是尽力将权力握在自家血亲之人的手里。

然而，想真正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帝权不会放弃其“家天下”的诉求，但妥善稳当的办法在哪里却不知道。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始终在建藩　*9蛐　削藩、实封　*9蛐　虚封之间摇摆不定。分封诸王的目的，是倚为屏障，使帝室不孤。但这目的，却建于一个幼稚的前提之下，即诸王永无个人野心。为防这一层，又引出实封还是虚封的分歧。所谓实封，指亲王有领地，甚至有军队，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小王国；虚封却只予名号、俸级、庄园，享有地位而不享有实权。建藩　*9蛐　削藩、实封　*9蛐　虚封这两个争论，贯穿各朝，一直回避不了，也一直未有定论。它们各自的利弊，一样彰著，都表现得很充分。典型如魏晋之间。魏以西汉为鉴。西汉初年实行建藩和实封，刘邦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封其子肥为齐王、长为淮南王、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恢为梁王、恒为代王、友为淮阳王，以及其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基本独立，朝廷只派任王傅、丞相二官，其他军政大权都在国王自己的掌握中。景帝时终于发生七国叛乱，幸亏得以敉平，随后改定王国制度，使其分土不治民。魏继汉立国，对两汉一些前车之鉴印象深刻，一是坚决杜绝宦官外戚干政（东汉的主要问题），二是要防止藩王割据，这样，确定以士族（官僚）为核心的政治。但正所谓水里的葫芦，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魏确实不曾在藩王、宦官、外戚问题上吃苦头，却养大了一个官僚家族，此即司马氏。从司马懿起，然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家一直把持朝政，连皇帝废立也是他们做主，到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逼迫曹家以禅让方式交出政权，建立晋朝。摇身一变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自认为把曹家灭亡的原因搞清楚了，那就是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直到把江山拱手相让。他既形成此种认识，便一反汉景帝以来虚封王侯的政策，他于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且不久即令诸王之国，每王有民五千户至二万户不等，有军队千五百人至五千人不等，由此种下祸根。结果不到四十年，爆发“八王之乱”，势力强劲的藩王为争权和控制皇帝，彼此攻杀，导致西晋完蛋。

“八王之乱”的惨痛教训，似给建藩实封盖棺论定，以后历朝都不敢采取这办法。但却又被朱元璋拣起来。

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险和害处，所以拣起来，一是无奈，二来是太过自信。

无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声望隆著之开国元勋必须除尽，则不得不以建藩巩固基业，寄希望于诸子同心协力，拱卫帝室；他以为，骨肉之亲将自然达成一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结成紧密集团，而排斥一切试图对此利益加以觊觎的异姓势力或集团。

关于自信。朱元璋不单自视为有史以来最勤勉、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君主（关于这一点，他无数次对子女和臣下自夸，很为骄傲），而且自视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严父。在史料中，我们一再发现朱元璋酷爱以伟大父亲自居，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比比皆是。从严于教育而论，确实没有几个皇帝比朱元璋动了更多脑筋，费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办法。

他不仅以最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而且为诸皇子择师亦慎之又慎，皆为学问、人品俱佳的一时之选。《明史》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皇子】傅【教师】亦慎其选。”②这些教师笃诚职守，原则性很强，诸皇子若不听教训，教师不仅会加责备，甚至敢于体罚。其中有个叫李希颜的教师，就以“规范严峻”著称，诸皇子顽劣不学的，“或击其额”———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而是敲其脑袋，这未免有犯皇家尊严，朱元璋起初都难以接受，不过，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