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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加速，思绪泛起多少年的积淀，向往愈加急迫，回忆愈加清晰。所有这些，怎么可以是用简单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得了的呢？

正是那片土地，记录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那片蓝天，传递着异乎寻常的情感；那片草原，浸润着来自远方青年人的血汗。当年我们吃的那份苦，受的那份累，经历的那些磨难，受到的那些煎熬，不仅没有随着40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反而记忆犹新。那场景、那情节、那状况，时常在睡梦中出现，有时像幽灵不时地在向我们呼唤，催促着我们常回去看看。每当我回到这第二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回顾、回想、回溯；这里的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能给我带来无限的欣喜、欣慰、欣羡、欣幸，仿佛我们当年撒下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开花、成长……夜深人静时，我久久难以入睡，心头时常涌起抽丝剥茧般的感触……转眼40年过去了，我们已逐渐进入了暮年，这一切的一切，怎么能不让人魂牵梦萦呢！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赵 兹

作者简介：赵兹，男，1968年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一学生，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78年从事新闻工作，专业职称为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参编部副主任兼“经济内参周刊”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1992年，曾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团成员赴台湾采访；1997年和1999年，曾作为《经济日报》领队及特派记者赴香港和澳门采访回归。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一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