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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短暂的周末（周日下午4∶30必须准时乘专车返校报到）。记得“*”前的入队程序很严格，1965年夏，我被批准加入少先队。金秋十月，在大礼堂庄严隆重的仪式上，随着我被一位高年级的女同学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少先队队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

在1964年9月至1966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这所以管理严格和规范而着称的大学校里接受了一生中最初的正规教育。在这座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美丽校园里，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严格的校风校纪，培养了我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培养了我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十一”学校给予我的这一切，令我受益终生。

1964年席卷全军的大比武运动和全国大办民兵的热潮，给在总政大院长大的我留下颇为难忘的印象：军委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瞄准射击的生动场景、地方女青年“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尤其是当我用稚嫩双手第一次抚摸五四式手枪时的那种神圣感至今难以忘怀。

父亲是位重感情、有责任心、有生活情趣的儒雅军人。我在北京度过的童年生活之所以幸福、愉快，一方面是由于“*”前人民的生活氛围比较和谐，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父亲对家庭业余生活的合理安排。记得那时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父亲只要不下部队、手头没有紧要的工作，大都会带着我们全家或看电影、参加文娱活动，或有计划地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从故宫到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天文台到北京动物园、军事博物馆，从泛舟北海公园到畅游颐和园、香山、八大处、万里长城……这些对当年的许多孩子来说只能从图书和电影上了解的景点，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至今，我都十分怀念“*”前在北京那近十年美好而愉快的童年生活。电影《祖国的花朵》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经典老歌所描绘的，正是我们这一代红领巾所亲身经历的幸福但却短暂的童年生活写照。如果没有后面的变化，我注定要在“十一”学校这所庞大的军干子弟学校一帆风顺地读下去。然而，1966年6月伴随国防部长对父亲的一项新任命，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命运都悄然发生了关乎一生的巨变。

生长于上海的父亲，自幼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十分崇拜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格外喜爱鲁迅针砭时弊、文笔精辟的文章，抗战爆发时已是名校上海中学的高材生之一。作为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父亲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于1941年深秋的一天，秘密离开上海奔赴苏北兴化参加了新四军（家中长子的突然失踪在家族内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与担心，焦虑的祖父母先后在《申报》和《大晚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父亲的才干，在新四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培养和展现。由于勤奋好学、文笔精练，父亲在“皖南事变”后组建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便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鲁迅”，并且受到谭震林师长的单独接见和宴请。1953年10月，文思敏捷、已从事部队宣传教育工作多年的父亲，被军委总政秘书长、青年部首任部长王宗槐将军点名由华东军区政治部调至总政青年部青年教育处任职，从此，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十几年。1966年初夏，42岁的父亲因辛国治、李耀文将军等领导的器重，被正式任命为某大（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

人在一个城市住久了，总希望换一个新鲜的地方去体验一下未知的生活……对于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记得1966年初夏时节，当父母向我们宣布不久将要举家迁至号称“泉城”的山东省会济南时，我们兄弟三人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和激动，甚至在左邻右舍的小伙伴面前还流露出一些“自豪”和骄傲。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3）

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我对首都的生活环境、名胜古迹已经太熟悉了。如今，家将要搬到“一城山色半城湖”、颇有文化氛围的泉城那该有多好啊！……这种对未来生活美好向往的激动和兴奋，一直持续到自己第一次好奇地踏上火车走进那神秘而豪华的软卧车厢、美美地进入梦乡。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改变了我们全家人命运的日子：1966年7月31日。由北京赴济南的火车是晚上*点钟的，由于当时总政机关的小汽车较少，我清楚地记得，整装待发的全家五口人和为父亲送行的战友、邻居等了许久，姗姗来迟的是一辆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