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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学派整理，在战国后期成书。

《中庸》集中体现了子思的思想。子思将“中庸”从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价值本体的层面，提出“中和”的重要范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够“致中和”，就能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同时，子思还将“诚”提升为道德觉悟的枢纽，“五行说”在子思这里也能找到源头。

孟子是“思孟学派”的核心。孟子对儒家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在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前，己经有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

第一种认为：人性既不善又不恶。持这种观点的是告子。告子说：“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分别的，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它就像水流一样，你往东方挖沟，它就往东流；你向西方开渠，它就往西流。它的流向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引导，它本身是不辨东西的。人性正如水流：人性不分善恶，就像水流不分东西。”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影响也很大。孟子的反驳同样巧妙：“水固然可以不分东西，难道它还能不分高低？水往低处流，这才是水的本性。而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人的本性。”

第二种主张：有一些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另外一些人的本性是恶的。即便是亲兄弟、亲父子，本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举例子说，大家都知道舜，那是上古传说中的明君，是天下有数的圣人。可是他的父亲瞽叟，却是一个脾气暴躁、无恶不作的大恶棍。为什么一脉相承的亲父子、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表现竟然会截然相反呢？这只能说明有些人天生的性善，而另外一些人天生就邪恶。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0）

第三种则认为：同一个人的本性之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至于人最终性善、还是性恶，主要看环境给他的影响，也就是环境使他本性中的哪一方面得到充分发展。我们通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举例来说，一个人如果出生在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王道盛世，就会自然而然的本性向善，成为一个善人。而他如果出生在周幽王、周厉王之类的昏君统治下，就会发展本性中邪恶的成份，长成一个恶人。

以上三种人性论在孟子之前已经盛行。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三种人性观点仍是深刻和有价值的。孟子对这三种人性理论吸收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主张。

首先，孟子指出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四种善端。

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一天，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在一口水井边，眼看就要掉到井里去了。这时候周围没有其他人。你会怎么办呢？你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把这个小孩救到安全的地方。孟子接着追问：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救小孩的举动呢？是因为你和小孩的父母是知交好友吗？不是，可能你和小孩的父母素不相识。是因为你讨厌听到小孩子掉进井里的哭闹声？显然也不是。又或者是你希望让父老乡亲知道你的义举？可是周围没有人能见证啊！否定了各种功利的、偶然的原因之后，孟子得出结论：我们之所以“救孺子于井”，原来是出于一种天性，出于一种天生的“恻隐”之心！“天生”这个词，这里用的是它的本意，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由上天赋予的禀赋。孟子认为，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就快要掉到井里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内心难受，会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发生。这就是“恻隐”之心。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备“恻隐之心”，这正是我们人性的共同点。

除了“恻隐之心”外，人们还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其它善端，合起来就是“四大善端”。这四种善端是人的天生禀赋，也是“性善”的根本。那么，这四端究竟是哪四善的端呢？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端始和萌芽。换言之，如果我们能把这四心充实并推广开来，就能培养出仁、义、礼、智这四种善良的品德。

善端是如何成长为善德的呢？孟子还是以“恻隐之心”为例：一天，孟子来到齐国王宫，游说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认为实行仁政实在太难，而且也太飘渺了，于是很干脆地说：“我不行，因为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孟子不以为意，反而苦口婆心地劝道：“贪财不要紧，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从自己对财物的喜爱中，体会到其他人对财物也有同样的喜爱和需要，并且努力在满足自己财富欲望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