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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改革开放深入，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工艺厂的产品失去竞争力而淡出市场。为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工艺厂破产，万冠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年春天，为了有一个法人身份，从而能与港商合资，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营级干部姜维是其中之一。在等待安置工作的8个月，姜维感到了烦躁。他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想法一说出来，姜维的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一直到冬天，姜维才说服父母，借了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上世纪80年代初，姜维在公园门前摆“照照看”摄影摊。

第一天挣了三元，可仅81年劳动节一天就挣到了500元，顶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虽然钱挣得不少，姜维却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随便找点茬，就能像训儿子一样训他。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1983年严打，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样被清出营业场所。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他很想但没去，“想到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1983年8月30日，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传来*的声音：“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泪水瞬时冲出眼眶。第二天，姜维和几个认识的个体户买了登载*讲话稿《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大连日报》。几个人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边读边哭。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姜维抬起头说：“*说我们是光彩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7）

阴霾为之一扫，“姜维影术社”正式在大连中山路挂匾开张。市委书记胡亦明见到姜维，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三国的大将今天登场了。好好干，闯出条路来，带动更多的人走自谋职业的道路。”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姜维情况后，愿意与他合资经营。但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北京，辗转奔波近三个月，姜维无数次被拒之门外。终于，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王兆国的安排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在家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的谈话，王任重说，要将事立即报告给*，同时写信给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仲林，要他妥善考虑姜维的要求。于是，国家工商局，有了四位司局长与姜维的一段谈话：

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说：“那就变”。

任仲林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另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着说：“不要着急，正是耀邦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这次谈话过后，姜维借住在北京朋友家里等待消息，一天突然家里来了两个人：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的儿子胡德平。经过交流，胡德平蹬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走了。临走时，告诉姜维“很快就会有结果”。果然，第三天姜维接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相关人员。

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4月13日，大连市工商局，一位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私有经济的局长，极不情愿地发出了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通稿：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