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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幔��1949…1952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　＇。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　＇。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　＇。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　＇，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　＇。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