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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红了，然后把它扔进纸篓。那上面写着“她好像是朵花”。

我想起了跟这个“天才”有关的其它事情。他是怎样瞧不起美国的所有事情，例如，他是多么厌恶我们的文字；他是怎样模仿丑化教授们；他是多么讨厌所有形式的练习，但我首先记住了他如何享受在自己家中的自由和父母、兄弟对他的尊重。

全校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当我第一次收到他从海德堡寄来的信时是多么高兴。

他写道：他完全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比一个德国人还德国人。我为什么还呆在美国？

我为什么不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成为一个出色的德国诗人？

我正想着如果他说“我不记得你”那该多奇特时，发现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镇子里。没费多少时间我们就打听到老朋友已在前一天到东部去了。多幸运！我们只好挨饿了！这时早已过了中午。失望中，我紧紧抓住系主任——一个易怒、爱发牢骚的老太太，努力给她造成一个印象：我们是绕了一个大弯路。在去墨西哥的路上，我们的车坏在了几英里之外，这些都是为了我要拜访多年未见的少年时的好朋友而造成的。在紧抓不放、快要咬掉她的耳朵的暗示下，我努力跟她讲明白我们需要吃些东西，最终她很不情愿地为我们弄了些茶水和烤饼。

我们走到镇子边，伸展开腿，我们在这里搭乘上一辆回家方向的破旧福特车。

司机，一个退伍军人，有些疯癫，也有点儿喝醉了（在南方每个人都有海量）。他说他经过阿舍维尔。除了向北以外，他似乎并不知道他驶去的确切方向。我们在回阿舍维尔的长途旅程上进行的谈话特别刺激。那可怜的家伙不仅在战争中负过伤，妻子让好朋友夺去，而且还遇到几次恶性事故。更糟的是，他是个笨蛋，一个执拗、坏脾气的人。如果他恰巧是个南方人，他的脾气会更坏，我们像蚱蜢一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除了他的敌人和不幸，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兴趣。当我们快到阿舍维尔时，他变得更爱争吵。他明确表示他完全而且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谈话的方式。当他最终让我们在阿舍维尔的路边下车时，激动起来。

我们伸出手来感谢他让我们搭车，而且没忘了说声“再见”。

“再见？”他喊道：“难道你们不付钱给我？”

付钱？我目瞪口呆。谁听说过搭车还要付钱？

“你没想过要白搭车吧，对不对？”他嚷着。“我买的汽油怎么办？”他好斗地从车中探出身子。

我不得不夸大其辞，花言巧语地解释。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然后摇摇头，嘟哝着：“我一见你们就想到过了。”又想了想：“我真想拘留你们。”突然我从未料到的事发生了。他流下了眼泪。我探过身去安慰他。我的心完全软了下来。

“离开我！”他喊道：“走开！”我们让他伏在方向盘上伤心地哭泣。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着，被他所震动。

“他没有向你捅刀子，算你幸运。”莫娜说。

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对南方人的一贯看法——他们完全不可预料。现在是我们该考虑回家的时候了。

第二天，我一边茫然地坐在打字机前，一边开始怀疑在阳光灿烂的卡罗来纳，我们还能维持多久。自我们最后一次付房租到现在已过去了几个星期，我不敢想到底欠了好心的罗林先生多少饭钱。

接下来的那天，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收到了克伦斯基的电报，告诉我们他们夫妇已上路了，当天晚上就能见到我。

意外的收获！

果然，恰恰在晚饭前他们突然来到了。

你从荒原中走来，

光荣与你同在，

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永恒的生命中。

差不多我们问起来的第一件事——听起来很不体面——是他们有没有钱出让给我们。

“是不是为了吃的？”克伦斯基相当欢喜。“这容易。你要多少？五十元行不行？”

我们高兴地拥抱对方。“钱，”他说：“为什么不给我拍电报？”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真的喜欢这里？不要吓唬我。告诉我实话。这儿没有黑人的天下，也没有犹太人的？这可真让我毛骨耸然……。

吃饭时他想知道我已经写了些什么，是不是卖出去了，等等。他已经怀疑，因为我们的境况不是很好。“那正是我为什么会突然来访的原因。我花了三十六个小时才同你们在一起。”他面带微笑说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