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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机场驶去。我们几个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匆匆取了早已准备好的行装，慌忙爬上汽车。 不能埋怨彭德怀蛮干，因为以前曾发生过蒙首长的情况，连周恩来总理都被蒙骗过。有回周恩来总理要从武汉到昆明，武汉空军参谋长怕路上万一出现特殊情况不好交待，就骗总理说天气不好。总理有急事不能等，临时挂一节车皮在货车后面，摇摇晃晃三天后才到昆明，而我们的飞机当天就到了。总理在昆明见到我们知道情况后，气得脸都白了。 〃这些人就是怕担责任，就是不怕耽误工作耽误我的事。〃 彭德怀当然也怕耽误了工作。 〃快！追上彭总的那辆车！〃 我冲着司机情急地喊。 前面，彭德怀的车不紧不慢地跑，后来，我们的车一步不拉地追。两辆车一前一后行驶在延安弯曲盘旋的公路上。 三十多年的飞行经历中，除了为毛泽东主席飞专机的那次特殊飞行外，这次为彭德怀飞机也属例外。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按照〃专机条例〃规定，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做好一切应该准备的工作，等待首长的来临。像这样尾随在首长的后面到达机场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得不到空军的起飞命令，彭德怀不敢贸然起飞。彭德怀做了一辈子的军人，组织纪律观念非一般军人可比。但他知道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正在西安，到机场后，他便带了我们〃杀〃到起飞线要给曹里怀施加压力。 电话一接通，彭德怀就来了个下马威： 〃是你在那里不让我去呢？还是机组技术真的不行？你跟我说清楚！〃 〃延安机场条件不好，请彭总耐心等等吧。〃 〃不是我不耐心嘛！这里的天气很好啊。机组也完全有把握起飞嘛！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可是临潼正下大雨呢，落不下来怎么办啦？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任呀！〃 我就站在电话机旁边，因此曹副司令的回答听得一清二楚。&nbsp&nbsp

彭大将军（3）

〃你在塔台指挥，我们在天上飞还不行吗？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回去！〃 彭德怀的语气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一阵之后，说： 〃我跟机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吧。〃 〃快！快！他要找你，有戏了。〃 彭德怀此时脸上的表情就如同阴沉的天空露了一丝儿亮，他把电话听筒迅速递到我的手里。我将听筒贴近耳朵，对着送话器大声请示： 〃曹副司令员！我是机长王进忠，您有什么指示。〃 〃王进忠，你行不行啊？〃 〃行吧。〃 〃有把握吗？〃 〃有吧。〃 〃那你们就来吧。〃 事情就这么简单，两句话解决了问题。 〃绝对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执行专机任务的座右铭。至于〃绝对〃一词的使用科学不科学，符合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还曾开展过广泛的讨论。用辩证法的哲学观点看问题，世界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相对地发展，不可能出现绝对的事物，但是，在保证专机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打破自然规律，改写哲学观点。 我们提出了〃绝对保证专机安全〃的口号，并且几十年的专机飞行任务也做到这一点，这是飞机师值得骄傲的一点。可是，我没有飞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课目，却敢承担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专机任务，不是拿飞行安全开玩笑吗？岂敢，岂敢！没有金刚钻哪敢揽磁器活啊，我绝不会盲目蛮干。 人世间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从哲学的角度看不可能有绝对的事物，却偏偏要提〃绝对〃的口号，并且奇迹般地做到了。我虽然没有完成复杂训练课目，却已经执行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任务，而且难度还很大，不然，我怎么有胆量冒雨闯临潼？ 1957年盛夏，我带了一批新飞行员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培训，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带一个机组去广州，接广州军区司令员到北京开会。 那天，大雨倾盆，飞机发动后，雨水把发动机气缸温度浇到摄氏70度，低到发动机停车的临界温度，只能勉勉强强维持着飞机从地面升起来。 飞机是二次大战时期的苏制〃里－2〃，座舱不密封，外面哗哗啦啦下大雨，里面嘀嘀嗒嗒落小雨。这倒算不了什么，无非湿了衣衫，感觉不那么舒服罢了。 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机上设备比较落后，仅有一部无线电罗盘。复杂气象飞行，它就是飞行员的眼睛和耳朵。看不见地面，飞行人员只有依靠无线电罗盘测定方位，从而确定飞机位置。不仅武汉下大雨，从湖南长沙到广东英德这一段航线上，又雷鸣不断，闪电不息。寄托着我们全部希望的〃眼睛〃由于受到强雷电的干扰，完全失灵。 这样恶劣的气象条件，是不适宜飞行的。可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一项任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