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页)

会团伙别无二致。大盛魁不仅实力雄厚，而且精诚团结，富有智慧，二百年来纵横于以归化为中心的各种商道。无奈是到了大掌柜王廷相、总账房郦先生这一代“大盛魁”，大清帝国已到了末世的同治光绪时代，雄才大略的文武大臣况且如此，何谈风雨飘摇中的民间商贾？实际上，大掌柜们虽则勘勉吃苦、孜孜不倦，虽则运筹帷幄而决战千里之外，但如履薄冰的状态才是这些“新旧交替”时期的商贾们的真实写照。大盛魁是从旧社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怪胎；它具有先进的印记，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落后的成分，乃至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它只是前行在旧的道路上，并竭尽全力与泥泞的坎坷作着最后的搏斗：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眼看就要毁灭——然而，无论怎样地力挽狂澜，也抵挡不住因国力衰败而导致的外患内忧，更无奈于作为国势或国情而沿袭了千百年的“重农轻商”局面。这一切具有命中注定的意味：不论本事大小，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态势。大盛魁面对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或者说，小说所描写的是大盛魁的商务活动，虽是掌柜们的柳暗花明或机关算尽，但它却以极为生动恢弘的形象过程，为近代社会的不可救药或最终覆灭作了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不仅仅是“乾坤逆转，世道骤交”，而且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势，偶然之中深深地潜藏着“落日之战”的必然。读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图存经略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而且每一种力量都可能置他们于死地。首先是来自强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渗透与挤压。一方面是朝廷的“重农轻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政商合一”，以商务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闭关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是野心勃勃、伺机扩张（所谓要建“黄俄罗斯”）。于是，包括谢尔盖、伊万、康达科夫在内的沙俄商贾（或政客），也就自恃国强而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可大盛魁则只能时时提防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打击或暗算。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穷邦自慰之言，那就是“弱国无外交”。其实，何止是“外交”？即使是商务交道，也不可能是平等公正的。当然，因了大盛魁是民间商务集团的缘故，也就有了既抗争又笼络的双重性，甚至是某种相互勾结的“沆瀣一气”，譬如大掌柜与海康达科夫所实施的那桩走私大买卖。顺便说一句，这笔走私生意之所以历尽惊险，差一点儿祸及大盛魁的根基，表面的原因似乎在官府，可暗中的导火索却在“圈内反对派”的作梗（告密）。不过，鉴于大盛魁与官府、与朝廷内线的密切关系，“走私案”终于化险为夷。

在这部小说中，“走私案”所触发的各种纠葛，仅仅是一种总爆发——其中透露的矛盾，在这总爆发之前或之后就一直发生着或依然延续着。我们不难看到，唯利是图的财东（史耀、史靖仁）与窥伺大掌柜交椅的祁掌柜是如何狼狈为奸、如何阴谋颠覆大盛魁总号的；同时也看到，总号的掌柜核心是如何利用矛盾、抓住时机而各个击破的。至于小说中的关于大盛魁与官府（或朝廷将军）的奇异关系的描写，更是极为独特精妙的一笔。其中的描写不无荒唐的色彩，甚至充满了对迂腐官吏的嘲弄，但又是接近历史的——不仅为腐败无能的政治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也为“商”与“官”的相互勾结或相互利用，亮出了一道富有现实感的精彩风景。虽说官府朝廷因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而不可救药，况且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们也无力顾及诸如大盛魁之类的民间商贾的利益，但“唯利是图”却是末世官吏们的本能，而且显得更贪婪——大盛魁别无更高超的伎俩，除了处心积虑、吃苦耐劳，便是“战无不胜”的钱财笼络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任凭心计与勇气即可横行天下的时代。因了钱财的笼络，大盛魁可以使“道台”乃至“将军”甘心情愿地为之劳神操心，为之“办实事”，且做到“侠胆义肝表里如一”。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大盛魁的幸运。末世之风中的大盛魁之所以仍能维护不溃的傲态，其原因也只能是占尽了这种可悲哀的过去。当然，此间的状态也仅仅是维护而已，因为坍塌业已成为一种“大势”。何谓“势”？力也，流动之气也。若以一“大”字冠之，那就更是无可逆转了。显然，这就是《大盛魁商号》以小说方式讲述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与这一截历史存有脐带般的血脉关系，至少可以说，它曾是我们的摇篮——那是发育商业文明的摇篮，那是浸透先人血泪的摇篮，那是沉积生命过程及人性呼号的摇篮……我想，最忘却不了的是人。大掌柜、郦先生、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