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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够保持独立性。

伯南克的战场伯南克的美联储如今强大而独立的美联储以前可不是这样。最近两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都是积极的反通胀斗士。不过，他们的前任，阿瑟·伯恩斯（1970—1978在任）和威廉·米勒（1978—1979在任），曾放任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两位数（参见图3—1）。伯恩斯入主美联储时，人们对他非常信任，不过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伯恩斯把高通胀归罪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例如，财政赤字，强大的工会或商品价格上涨等，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制定的货币政策可能有问题。在1972年总统大选前夕，伯恩斯还故意放松了货币政策。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行为确实是受到了政治势力的影响，但是他与尼克松的竞选团队一直关系密切。这件事始终被视为美联储发展历史上的小污点。同样的，威廉·米勒也不胜任。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个月里，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

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赞成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直以来美联储都遭遇了哪些政治压力？眼下伯南克会受到哪些压力？他的个人前途会怎样？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央银行的政治经济学。

烟雾弹　美联储沟通策略的演变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不仅美联储受到的政治压力变得越来越小，而且美联储与公众的沟通机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美联储的沟通方式被形象的比喻成　“放烟雾弹”：美联储主席故意把将要执行的政策或经济预测结果说得含含糊糊。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球多家主要中央银行都开始提出“禁烟”的提议。正如下面我要讲到的，良好的沟通与不断减少的政治压力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政治势力施压的减少使得美联储可以更加公开地宣布它将执行怎样的政策；同时，良好的沟通可以提高社会公众对美联储的信任程度。尽管不情愿，但格林斯潘也加入到了这场无声的革命当中。

放烟雾弹，或者说得更积极一点，“建设性模糊”成为中央银行的行为规范至少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哥·诺曼（Montague　Norman）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行长。当别人问道他依据什么理由做出决策时，他的回答是，“我不需要给出理由，我靠直觉判断。”

大西洋的另一边也有类似的传统。英格兰银行现任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有一次问保罗·沃尔克他对新任央行行长有什么忠告，沃尔克的回答是“保持神秘性”。每当美联储遭遇到强大而不公平的政治压力时，沃尔克总是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向国会议员阐述长篇大论。他的发言总是艰涩复杂而又难懂，其实是故意而为之的。“他会使得充满敌意的质问者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货币政策的理论迷宫中，直到参议员完全晕头转向。”1980年，一位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向沃尔克提问后评价说，“在战争时期，你一定会是个坚贞不屈的战俘，因为你什么都不会告诉敌人。”沃尔克和其他理事的说话方式也是“小心措辞，尽可能地使用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技术性的言论几乎没有什么可引用的价值。他们的发言使用的修饰语只有专家才能解读。”（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打破这种无效率的沟通方式！）

伯南克的战场伯南克的美联储当然，这种传统在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早就存在。格林斯潘的导师阿瑟·伯恩斯于1970—1978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他也爱好抽烟，不过他喜欢抽烟斗而非雪茄。在伯恩斯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美联储一直按照五年保密期的原则定时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副本，社会公众可从中详细了解美联储的决策过程。不过，伯恩斯当政以后担心按照新信息自由法案的规定，会议记录的保密期将会缩短，这意味着对外公布的速度将要加快，于是干脆不再保存会议记录的副本。

建设性模糊策略1987年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他继承了“建设性模糊”这一传统。在对他过分赞美的传记中，伍德沃德用“散文般优美的语言和句子”指出，“格林斯潘早就意识到含糊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你自己的结论和观点本身就不清楚或是还不太适合披露的时候。”伍德沃德的结论是：“言语措辞十分小心，句子中一大堆含义模糊的词语和限定，这便于格林斯潘迅速撇清，不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格林斯潘喜欢猜谜语的方式，不喜欢直来直去。曾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