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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特劳德尔·容格

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词句毫不检讨，又显亲亵，再翻几十年前努力克制着写下的手稿，我又惊又愧，这不正是当初试图避免的吗？我怎会竟如此天真，如此轻狂？因此，我至今怯于将手稿在祖国付印。另外也因为，眼看针对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千年帝国”的批判如潮，我个人的历史和视角，又有何成书的必要呢。我也害怕追逐轰动效应，乃至把书变成对错误年代的赞许。

我从未掩饰我的过去，然而战后多年，这个世界偏偏为之粉饰：她多么年轻，不谙世事，上司心如蛇蝎，外貌却平庸中和，她怎能洞察，云云。非纳粹化委员会给我以“小跟班”定性，减免罪责。连听过我陈情的熟人——纳粹政权的同谋也好，遭纳粹政权迫害过的异见分子也好——都异口同声如此认定。我乐得接受这类无罪宣判。乃至纳粹德国天崩地坼时，我甚至还加倍隆重地庆祝了自己25岁生日，从此抱定明正决心：就活下去吧。

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认真反思我的经历，以及渐渐肿胀的负罪感。过去35年间，这不啻折磨：去了解自己，去挖掘当时的动机，太难了。就让自己这样说：1942年我才22岁，太年轻，又满心好奇，叫阿道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他是个和蔼的上司，又像父执一样的朋友，坊间的告诫我通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追随他陪伴他，最后几近悲惨收场。他的罪恶如今路人皆知，我也将为负罪感缠缚至咽气一刻。

两年前我认识了作家梅丽莎·米勒。她找我作时代证人，回答好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问题，比如他于艺界的雅好等。谈话多涉及我的生活，尤其是与希特勒相遇后所受的潜移默化。梅丽莎·米勒属于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眼光囿于她关于第三帝国罪恶的识见。幸而她不是以正义自命的那类事后诸葛亮，思考方式并不片面。她垂听着，我们这些从前站立在元首的光环下的时代证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讲述的，她步步寻索来龙去脉。

前言（2）

“我们不能将传记当作事后辩白，相反我们得肩负这些生活下去。然而，我们可以修正自己。”赖纳·孔策在《一年日记》中如是说，尤其对我，这引言意味深长。“人们并不单单要求你公开下跪，”他继续说，“沉默的愧色比任何告白更具说服力——也更真诚。”因此梅丽莎·米勒说服了我，将这部手稿公开出版。既然她能借此理解，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曾是顺理成章的事，而那年头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正倾力于一场种族大屠杀，却那么不可思议，我想，读者也能理解吧。但愿如此。

去年梅丽莎·米勒又把安德烈·埃莱尔介绍给我，在我看来，他不仅是位极富魅力的艺术家，还是个坚持政治正确的积极分子。我们谈及那个叫特劳德尔·胡姆普斯胡姆普斯是作者的婚前姓。这里是指，他们谈起少女容格，而多年后已成老妪的容格对少女时代的所为不再认同了。——译注的女孩子，我与她势不两立经年，而这场深谈给我的可贵启示绵绵无尽。整个过程都用摄像机拍下来了。安德烈·埃莱尔与奥特马尔·施米德拉尔将素材整理成纪录片《在死亡的角落》，可与本书互为参照。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特劳德尔·容格2002年1月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写于1947年

特劳德尔·容格

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