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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地听着他的话。难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义务为我们的婚姻出谋划策吗？就在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审讯室里面？

我很快缓过神来，给出了另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汤姆警官，假如我能够找到一种方法，通过雇用斐利贝而不需跟他结婚，你看怎么样？我可以以员工的名义把他带进美国，而不是作为我的丈夫吗？”

斐利贝直起身子，大声地说道：“亲爱的，这真是个好主意！”

汤姆古怪地看着我们俩。他问斐利贝：“跟我说实话，你真的希望这个女人成为你的老板，而不是妻子吗？”

“上帝啊，当然了！”

我可以感觉到，汤姆正在努力克制着自己朝他大吼：“你们他妈的这算什么事儿？”但他的专业本能阻止了他。他只是清了清嗓子说：“不幸的是，你刚才的提议在这个国家是不合法的。”

斐利贝和我再一次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下来，情绪低落地沉默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次开口了。“好吧，”我承认自己被打败了，说，“我们把这事了结了吧。如果我现在嫁给斐利贝，就在你的办公室里，你会让他进入这个国家吗？也许你们的机场里正好有个牧师能帮上忙？”

生活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一张凡人的面孔往往可以闪现出神的光辉，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汤姆，那个面容疲惫的、挺着大肚子的、佩戴着德州国土安全部标志的警察朝着我笑了，带着一丝的悲凉、仁慈和同情，看上去与这个陈旧而冷漠的房间格格不入。在那一瞬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牧师。

“哦，不，不，”他温和地说，“恐怕这样做是不行的。”

现在回想起来，汤姆当时应该很清楚斐利贝和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甚至比我俩知道的还多。他也很清楚，想要得到一个正式的美国结婚签证绝非易事，特别是在这么一个“边境事件”之后。他甚至可以预见到全部的麻烦事：我们需要找律师，至少在三个大洲的三个国家里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斐利贝居住过的每一个国家的警方报告；还有成堆的私人信件、照片，以及其他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关系的私人物品（讽刺的是，这样的证据根本不存在，因为就像银行账户一样，在经历过糟糕的婚姻生活之后，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都是分开的）；他的指纹、疫苗接种情况、肺结核的胸透结果；美国大使馆的签证谈话记录；我们可能还不得不找出斐利贝三十五年前在巴西军队服役的记录；在等待这个结果出来之前，斐利贝还必须花大把的时间待在国外，等等。最糟糕的是，尽管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我们依然不知道美国政府（从某些方面来讲，它就像一个严厉而古板的父亲）会不会接受这个男人作为自己亲生女儿的丈夫。

婚姻的奇妙之处（7）

警官汤姆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而且事实上他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应该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会在自己的书里称赞一个国土安全部的警察，仅仅因为他对我们表达了个人的同情。但是汤姆毕竟还做了一件好事（就在他给斐利贝戴上手铐，把他丢进达拉斯国家监狱，让他整晚都待在关满了货真价实的罪犯的号子里之前）。这件事就是：他给了我和斐利贝整整两分钟的独处时间，好让我们可以相互倾诉别离的痛苦。

当你只剩下两分钟来与自己最爱的人告别，而再次见面又遥遥无期的时候，你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倾吐出来，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在这两分钟时间里，我们迅速制订出一个匆忙的计划。我先回到费城的家里去，退掉我们租的房子，处理好所有的家具，然后找一个移民律师开始办理各种法律程序。斐利贝会被关进监狱。然后流放回澳大利亚——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流放”。（请原谅我在这本书里使用“流放”这个词，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把一个人赶出一个国家的行为）。因为斐利贝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也没有房子或是其他财产，所以他会尽快地安排好一切，然后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比如说东南亚。而我在结束了手上的事情之后，也会跑到地球的那端去和他会合。在那边，我们将共同期待那不确定的未来。

斐利贝在纸上写下他的律师、成年的子女，还有生意伙伴的电话，这样我可以把他的情况通知给她们。我把手提包翻了个底朝天，发疯似的寻找他在监狱里可能用到的东西：口香糖、我所有的现金、一瓶水、一张我们的合影，还有我在飞机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