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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下。

他有许多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这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体制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由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象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姑不说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