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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他们的特权传给子孙，不接受新成员进来参与特权。希腊思想家们称之为全权政治Timocracy（政治权利和特权的授与，以财产多寡为准）的原则，早期似乎很少（如果不是全然没有）应用。梭伦以前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有其实例。所以，由于家族自然增殖和财产的变化，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许多个别的gamori一点土地也没有，也许比不属于这个等级的的小自由业主过得更坏；同时，小自由业主中的某些人，和城市里的工匠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大概也同样地上升到富有和显要的地位。这样的一种〔刚硬的〕阶级区分，令人厌烦的不平等因粗野的举止而更为难堪，不足以适应居民中各个人间相对地位的变化，在其中，不满和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最早的僭主，通常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阶级中的有钱人，他成了不满现状者的壮士和领袖。无论他的统治怎样暴虐，至少它是对全体人民的一切部分毫无歧视的严酷和暴虐；而当反对他或反对他的继承者的反抗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个共同的敌人被全民一致的努力赶跑了，那时要作某种可观的削减，而复活先前存在的排外的不平等的制度，那是很难做得到的。

不算买来的奴隶，每一个希腊城市共同体的民居，通例包括上面列举的三种成分——拥有可观数量土地的业主和依附于他的村民，小自耕业主，和城市手工业者——这三种成分以不同的比例存在于一切地方。但是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希腊事变的进程，倾向于继续不断擢升后两种成分到比较重要的地位；同时，前者在早期时代中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点，要有变化，只有衰弱下去一途。绝大多数城市的武装力量最初是他们组织起来并掌握在他们手里的。这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兵组成的骑兵，马是在他们的土地上喂养出来的。这就是公元前7—6世纪间，在优卑亚岛的卡尔客斯和埃立特利亚，同样，在伊奥尼亚的科罗卡和其他城市，以及直到公元前4世纪继续存在于帖撒利的原始的寡头政制的民兵。但是小业主和城市手工业者逐渐兴起了，重装步兵取代骑兵就标志了〔这种变化〕。此外，还发生了重要性不亚于此的进一步变化，即抵抗波斯所导致的希腊战船——船上配备有聚居于沿海城市的一大帮水手——的大量增加。希腊诸共同体的这一切变动，都倾向于打破我们最初的历史知识开始时的那个封闭排外的寡头政体；并把它们引导到，或是更为开放的、包含拥有某种数额财产的一切人在内的寡头政体，或是民主政体上去。但是两种事例下的转变，通常都是有一个僭主时期介在其间。

（下略）

（译自Grote：History　of　Greece，VoeⅠ，Mnited　stateo　Book　pany　ed　part，Ⅱ　ChX，P531—547）

顾准《顾准文集》

附二：托马斯·阿奎那“政治学”语录

直接看一看基督教的圣者的政治理论，对于理解（1）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宗教；（2）基督教文明，其实就是希腊罗马文明这两点也许是有帮助的。

托马斯·阿奎那（Thomes　Aquinas　1227—1274年），是罗马天主教极盛时期的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他是使基督教的神学转而直接以亚里士多德为根据的第一个人。他死后被教廷追赠为圣者。直到现在，罗马天主教拿来跟普世的反宗教和蔑视宗教的思想体系相斗争的，还是他的哲学体系。所以，当代的天主教哲学，称为“新托马斯主义”。

下面摘录据《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1963年商务印书馆版。

一、人的始因，上帝的救恩和人的幸福

人的始因，……就是按其自己的形状以创造人类的上帝。

只有上帝才能满足那种存在于人类心中的欲望并使人幸福。

人……能够依靠理智来认识普遍存在的善性，并依靠意志来要求获得这种善性。但是，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正是上帝而不是别人，他不仅给予国王们和人和禽兽所共同享受的世俗的超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以赛亚书》第51—56页）

二、社会的统治者和艺术家科学家的地位……并无二致

在每一种艺术或科学方面，凡是能够正确地支配别人的，总比单纯胜利地执行别人指示的人更值得称道。在纯理论科学方面，能用教学的方式向别人阐释真理，比只能了解别人的教导更为重要。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一位建筑师同努力按照他的设计图样兴建房重的工匠相比，就因为他设计了